佛教始入日本

佛教之始入日本，未可考其何时。西历四百五十年，日本于属领任那之地建佛寺。自是经过百年，而后有以国际公交输佛教者。钦明天皇之朝，百济王铸丈六佛像，置之于任那。十三年（西历五百五十二年），百济王将佛像、经卷贡献之于日本朝廷。大臣苏我稻目，承传之于京畿。其后百济更贡以僧尼、佛工、佛匠等。此为日本佛教之滥觞。

圣德太子之尊佛

推古天皇之朝（西历五百九十三年至六百二十八年），圣德太子在摄政之位，笃信佛教，用意于外国文化之采择，且尽力于佛教之传布。太子制定《宪法》十七条，即日本成文法嚆矢，而施以政教一致之治道，以佛教为一国政教之本原。大和之法兴寺，难波之天王寺，皆其所创建。天王寺有敬田院，便于佛徒之修学，附以施疗院、疗病院，以救贫民之疾病，别有悲田院，以养孤儿、寡妇、老衰之辈。自是佛教渐盛矣。圣德太子不仅用力于政务，又推奖宗教教育，而勉行慈善，以助佛教宣传也。

宗派之起原

圣德太子之时，佛教虽盛，未分宗派。推古天皇十年（六百二年），百济僧观勒说成实宗而不传其详。西历六百二十一年，太子甍。后三年，高丽僧慧灌到日本，讲三论，遂有三论宗。日本佛教之分宗派，始乎此。

僧徒入唐

孝德天皇九年（六百五十三年），僧道昭往至唐土，学于玄奘三藏之译场。既归朝，而创开法相宗。嗣后，僧徒与留学生派至中国者渐多，不仅习得佛教，唐代隆盛之文物皆因是输入日本。

唐僧道璿

圣武帝十二年（七百三十五年），唐僧道璿与南天竺菩提僧正各赍华严宗典籍，至日本传华严之宗义。道璿于日本始说戒律。嗣后，新罗僧审祥亦讲《华严经》，遂开华严宗。

圣武之朝，都于奈良，为佛教最盛之时代，全国诸州建国分大寺。国分寺在京师者（东大寺），铸造大佛。皇后（光明皇后）深信佛教，尤竭力于慈善博爱之业。林邑（安南南部）僧佛彻，与菩提僧正俱入奈良，传林邑八乐，大兴舞乐，以开佛乐之新时纪。今之宫乐尚存其一二。

唐僧鉴真

孝谦天皇六年（七百五十四年），唐僧鉴真率十大弟子到日本，先设戒坛于东大寺，更经始唐招提寺，与弟子俱讲戒律，遂开律宗。其所谓十大弟子者，唐之恩托、法进及胡国（中央亚细亚）之如宝等是也。

别有俱舍宗，附隶于法相宗；有成实宗，附隶于三论宗。三论、法相、华严、律四宗，及俱舍、成实二宗，合称曰古京（奈良）之六宗。其盛行者，以三论法、法相二宗为最。

古京六宗

古京六宗派，在日本佛教创始之世，移植以中国佛教。其教理未由日本国民之特性，同化融合之。如本地垂迹之说，虽已发其芽，尚未至盛行。嗣有最澄（传教）、空海（弘法）二僧，创开天台、真言二宗。于是佛教渐融合于日本国情。

新佛教

佛教传入日本后，凡二百三十年，为其绍传之时代，以圣武帝（奈良朝）之时为最盛。其盛已极，而僧侣干与于政治，而其弊亦益甚。当时学问者信祥瑞，说灵验，视妖灾为逆天意之罪，气习既如此，朝庭崇佛而事祈祷。僧侣以镇护国家为名而邀功于上。政教混同之弊遂为政治之累，而国家纲纪渐弛废矣。乘此机而兴新佛教者，实为最澄、空海之功。其间桓武帝迁都于平安，而政治之改革与宗教之改革相依而并起。

北京二宗

二僧为帝所信赖，延历二十三年（八百四年）共入唐土。最澄抵浙江登天台山，翌年归朝，创开天台宗。空海抵唐都长安，大同元年（八百六年）归朝，创开真言宗。谓之北京（平安）二宗。

是二宗虽传自唐，大变其实质，配以本地垂迹之说。其说视日本固有诸神于为佛陀之化身，尽令包含于佛教中。于是始有日本之佛教焉。

台密二教之势力

古京六宗为台、密二教所刺激，亦稍显其活相。然桓武之后至赖朝开霸府于镰仓之时，凡四百年，佛教之盛行者只有天台、真言二宗而已。此二宗当初时多出高僧硕学，而历代天子及著名卿相亦皆潜心阐明其教理，使二教颇畅达，僧侣居其护持泰平之功。

贵族与僧侣之抱合

佛法护王法，王法护佛法，以祈祷为国家主要之务。由是僧侣把持教权，逐世渐增大其势力。其间有贵族利用佛教者，有僧侣利用官家者，权门与寺社相合而享尊荣，既而互相轧轹。圆融帝之比（九百七十年至九百八十四年），大寺豢养僧兵，执武器而供其使嗾，恣行横暴，虽以天皇稜威，亦无如之何。于是武门任京师守护，以镇压僧党。嗣后贵族、僧侣、武家三权相争阋，王政遂衰。

禅宗

僧徒已安于荣贵，其教化之力自消尽，乃有禅、念佛、法华之三宗兴起，以新其教化之势。古者法相僧道昭、道璿、最澄、圆仁等，皆说禅，而不传于后。镰仓时代之初（一千百八十年比），僧荣西入宋地，已归后传临济宗。后嵯峨帝之时（一千三百四十年比），僧道元亦入宋地，已归后传曹洞宗。其教务令人之道心得以醒觉。

念佛宗

念佛，起原亦远。奈良之朝于净土院营光明皇后之周忌，礼拜阿弥陀佛。圆融之朝（九百七十年至九百八十四年），始有空也念佛，迨镰仓时代有一遍之游行念佛，专主行化，以开时宗。堀河帝之时（一千百年比），良忍创始融通念佛，至院宫（上皇）亦倾心焉。镰仓时代之初，源空开净土宗，亲鸾开净土真宗（俗谓一向宗），共为专修念佛。

法华宗

法华宗以口唱《妙法莲华经》为旨。龟山帝之比（一千二百六、七十年比），日莲开是宗，以排斥禅、律、真言、念佛四派，俗称曰题目。

三宗之敷衍

禅之心理为诸宗所认识，尤适于武家之信仰。虽行丛林，亦行化。虽在石上，亦说教。至战乱之世，宣传益盛。念佛以简易信念为旨，适于平民多众之信向。迨其一时盛行，为天台僧徒所排斥而被禁制。然多众信仰之趋势意不可沮。亲鸾一派虽强令还俗，食肉带妻，尚布教化，其教旨广行于下级平民之间。题目宗欲矫诸宗之弊而起，以回教徒之勇气，加于佛法之教义。是宗与一向宗共为日本特殊之佛教，其感化力深及于民群下层，比之大陆佛教则略若异教。

要之，日本佛教自南都六宗之初，显感化力于帝王贵族之间，与政治文学相合而发光彩于上流，多关涉于文化之消长。初有三论宗，嗣有法相宗，奈良朝之初，藤原氏创建兴福寺，以为氏寺，属于法相宗，遂成法相本山。奈良朝之末，华严宗最盛行。迨平安朝，台、密二宗相继隆兴。其后政权移归武门，文化渐达下层，而佛教之宣传自分上、中、下三流。中级则有禅宗。下级则有念佛、题目。上级则仍用台、密二宗。加以藤原氏之法相，于是各宗屹然相对峙焉。

制遏一向宗以法华宗

足利时代（一千五百年代），诸州大乱，一向宗乘其机收揽下流众民势力极强盛。僧俗疾恶之者多，遂有借法华教之势力以排除之者。自是一向、题目两宗之间争乱渐剧烈。

制遏佛教以基督教

织田信长代足利氏执政权（一千五百七十四年比），招基督教以抑制一向宗之势力（一千五百七十五年比）。然佛教徒与基督教徒相排击，其弊亦甚。

禁基督教

丰臣秀吉禁基督教流布，以慰藉佛教徒（一千五百八十八年）。德川家康平定战乱，统一海内（一千六百三年），觉基督教徒之野心，不利于日本国情，乃执锁国政策，严禁国人信仰基督教，以国家之势力保护佛教，委僧侣以检查户籍之权，称曰“宗门”之制，令国人皆归属佛教，而各选其一宗派。德川氏予佛教寺院以诸种特典，使僧徒得安其地位，且享其名利。然保护过厚，其传道徒趋形式，而失其感化之真精神，寺门生游惰之风，而复无活相焉。德川时代约二百六十有余年，只保存佛教之形骸而已。

佛教沿革之约说

上所述者，为日本佛教之小历史，其沿革可分三大时期。第一佛教传入日本，遂有南都六宗，此谓奈良佛教时代。第二传教、弘法二师乘奈良佛教之衰颓，而开新宗派，此谓平安佛教时代。第三平安佛教渐失其教化之力，而有禅、念佛、题目三宗派之兴起，此谓佛教普洽时代。

第二期之佛教，视第一期较融合于日本之国情，第三期则更增融化。反动生反动，渐醇化而渐发展，从时势而变迁，以至德川时代。顾观大陆诸邦之佛教，皆停滞不振，腐烂颓败，亡失其真精神，恒使国家不胜其宗教之毒。至日本佛教之发畅，则不然——融化尤广，而包容教理尤大，其精神契合于佛陀之真意。盖因日本国人之特性，巧于同化外国之文物，而改造之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