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快黑了，屋里没开灯，我站在荧光显示框前，等着音乐从柱状音响里冒出来。如果是以前，把碟片放进去我就走了，泡茶或者煮咖啡，现在我会站在那里，一直等着音乐响起来。是担心唱片坏了，还是机器出故障，我自己也说不清，就是有点心悸，担心音乐再也不会响起来了。
音乐响起来了。我打开了灯。沙发上丢着可可的画笔，还有一只长颈鹿头倒插在靠垫之间。我捡起画笔，把长颈鹿拽出来夹在胳膊底下。邢蕾走过来，绕过我走到矮脚柜前，拉开了最上面的抽屉。我问她找什么，她说弄鱼把手划破了。我叫她放在那里让陈姐干。
“你能下楼买包白糖吗？鱼还在扑腾呢。”她问。
“他们来了先喝点酒，七点吃饭也不迟。”
“达奇有事，要早点走。”
“不是他嚷嚷着没地方过中秋吗？”
“还有料酒，白糖和料酒。”
她又绕过我走了。最近我们很少说话，她看起来总是有点心不在焉，也可能心里对我有意见。那不是我做点什么就能改变的，而且我也不打算做点什么，我们早就过了讨好对方的时间。到了一定的年限，婚姻就像一艘无人驾驶的船，双方都懒得去碰方向盘，任凭它在海上漂着，漂到哪儿算哪儿。
从小卖店出来，我点了支烟，在小区的长椅上坐下。几个七八岁的男孩蹲在不远处的一棵树底下玩，其中穿蓝色帽衫的那个好像跟可可打过架。一只脏兮兮的白猫从他们身后经过，钻进了灌木丛。送外卖的人走过来问九号楼在哪里，他手上的塑料餐盒里装的好像是烤串，配冰啤酒应该挺不错。过了一会儿，男孩们的妈妈来了，把他们叫走了。树底下留下一堆树枝，横七竖八摞在一起，看起来像是要点篝火。
篝火。木头上还附着着一丝热气，证明才熄灭不久。露娜绕着它走了一圈，在旁边坐下来。昨天刚下过雨，能找到这么一堆干木头不容易。她解开背囊，从里面摸出几颗煮栗子吃起来，然后打开地图，用铅笔标出昨天走过的路。地图是凭靠盲眼铁匠的记忆画的，很可能靠不住。但是如果到了那里，她知道她能认得出来。就算房子没了，稻田没了，芒果林没了，她也能认出来。
她沿用了小时候吃栗子的方式，咬开小口，把栗肉用小拇指剥出来，果壳几乎是完整的。妈妈用的是竹签，能把小洞开得更小，掏干净果肉，然后在晒干的栗子壳上涂上鲜艳的颜色，串成项链送给邻居。粉红色最难找。要在春天的时候收集夹竹桃的花瓣，放在石碗里捣碎。整个春天妈妈带着她满山寻找夹竹桃。反正她们有的是时间。露娜从没想过有一天会离开那个小村庄，她做过最离谱的梦就是嫁给村头裁缝的儿子。
手机响了，邢蕾问我去哪了，说邓菲菲已经到了。我掐掉烟—第五根，从长椅上站起来。手机上有一条未读短信，我点开了它：
放过露娜吧，好吗？算我求你了。
我打开门，邓菲菲正坐在餐桌前翻一本家居杂志。她好像胖了，也可能是剪了短发的缘故，圆鼓鼓的脸上贴着七八个指甲大小的透明胶布贴。
“我昨天去点痣了。”她说。
“有这么多？”我问。
“我还留了两个呢，大师说那俩是吉利的。”她指了指桌上的方盒子：“可可呢，我给她带了巧克力。”
我告诉她可可在姥姥家，邢蕾的表姐从美国回来了。邓菲菲立刻问我是不是那个生了一对混血双胞胎的表姐，说她看过照片，很幸福的一家子。我没做评价，反正邢蕾没让我去和他们过中秋节，我心里挺感激的。我开了一瓶香槟，给邓菲菲倒了一杯。上次见面还是她话剧上演的时候，她穿着维多利亚时代的长裙，头发乱蓬蓬的，眼睛周围画着浓黑的眼影。别的我都忘了，关于那个晚上，我唯一记得的是下了很大的雨。
“巧克力记得冷藏，别让可可一次吃太多。”邓菲菲看着我，“你生病了？”
“在赶一个剧本。”
“新的？”
“还是那个。”
“什么题材来着？”
“奇幻，动画片。但不是给小孩看的那种。”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解释。
“厉害。是那种人都活好几千年，会各种法术的吗？”
“可能活不了那么久。”很久没跟人聊天，我感觉有点吃力，就建议她尝一尝杯子里的酒。
“幸亏有你们，”她放下杯子说，“过节的时候收留我跟达奇。”
“不算收留吧？”
“我上个月离婚了啊，邢蕾没跟你说？”
她的眼神充满了倾诉欲，正等着我发问，而我却怎么也想不起她前夫的名字。
其实见过很多次，就在一年前他们夫妇还坐在这张桌子前面，跟邢蕾热烈地讨论到底要不要生孩子。当时我饶有兴趣地听了一会儿，主要是觉得邢蕾挺有意思，她一直后悔生下可可，可是但凡有女人询问她的意见，她总会告诉她们一定要生个孩子，那样人生才完整。她看起来一脸真诚，让我不得不相信她所体会的失望是人世间罕有的不幸。
我有种预感，整晚可能都会陷入情感话题的讨论。最好别让邓菲菲开这个头，我站起来走进了洗手间。我在马桶上坐下，盯着水池边花瓶里的一小簇绿色植物。
天黑的时候，露娜点着了篝火。灌木丛沙沙响了几声，又恢复了安静。她朝那边仔细看了一会儿，发现有双眼睛躲在树丛里注视着自己。那家伙刚想跑，她一跃而起，跑过去揪住了他的衣服。他惊恐地扭过头，一张画满颜料的小丑的脸，透过眼皮上的菱形油彩，可以看到一双稚气未脱的眼睛。小丑解释说，篝火是他点的，他出去找吃的了，回来就看到露娜坐在旁边。
小丑把一只肥美的野兔架在火上，邀请露娜和他一起吃。他神秘兮兮地告诉露娜，再过几天火山就要爆发了，这里将会夷为平地，只有坐克莱因飞船离开才能得救。所以他从马戏团逃出来，打算去找飞船。他发现露娜已经知道这个秘密，就感到很费解，那为什么还要往火山口的方向去呢？露娜说，小时候自己住在那附近的一个村庄，后来经历了战争、瘟疫，人们都离开了。她想在火山爆发前再去那里看一看。小丑问，看什么，不是都没有人了吗？露娜说，我也不知道，但是做梦总梦到，就去跟那里道个别吧。
第二天分别前，露娜把自己登上克莱因飞船的船票送给了小丑。她安慰他说，我是圣火使者，没有船票也可以登船。小丑抱着她哭起来，把自己表演魔术的黄手帕系在她的手腕上。他问露娜飞船长什么样。露娜说，有扇圆形的金属门，像月亮一样。
我希望晚饭能在九点前结束，就可以回到书桌前把这段故事写下去。来到客厅，桌上摆着凉拌莴笋丝、皮蛋豆腐和白切鸡。邢蕾端着一盘茨菇烧肉走出来：“谁能给达奇打个电话？”
“我打吧。”我说。邢蕾看了我一眼，既没有鼓励，也没有反对。我找出他的号码拨过去。达奇接了，说有个纽约画廊的人忽然到他的工作室参观，把他们送走就过来。
“看来达奇要转运了，没准人家想邀请他到美国做展览！”邓菲菲说。
“喝一杯。”我举起酒杯看着邢蕾。
达奇是个摄影师，但他可能更乐于称自己为影像艺术家，以此来和那些商业摄影师区分。不过在我看来他们最大的不同是，商业摄影师把东西往美里拍，达奇是怎么丑怎么来。他最有名的一张照片，是三个苗族老太太，举着裹过的小脚，咧开没有门牙的嘴哈哈大笑。要我说，他获得的那点赞誉，全得感谢中国偏远地区的脏乱差，有一回喝多了我表达了这个观点，结果邢蕾跟我吵了一架。
这下邢蕾好像不急着开饭了，当我再一次提议我们边吃边等的时候，她才慢吞吞站起来去拿碗筷。
“我不能吃虾，脸上的伤口会发。”邓菲菲说。
“酒也别喝了。”邢蕾要收走她的杯子，她连忙用手挡住。
“啊呀，喝一杯没事，反正最近也不用排戏！”
邢蕾端详着她的脸：“那么多痣都是不好的吗？”
邓菲菲指着那些小胶布挨个向我们介绍：“这个是容易犯小人，这个是容易漏财，这个是容易有交通意外，这个是没有主心骨……”
“点了这个痣主心骨就能长出来？”我问。
“会长出一截。”
“我倒觉得你眉毛边上那颗痣挺好看的。”邢蕾说。
“那个就是离婚痣啊！它有点大，过阵子可能还会长出来，长出就得再点一次，反正大师说了，我的正缘后年才来。”
“不吃虾就多吃点肉吧。”邢蕾往她碗里夹了两块红烧肉。
“菜都是陈姐烧的？”邓菲菲嚼着肉问。
陈姐正好走出来，冲邓菲菲笑了笑。她把清蒸鳜鱼放在桌子中间，碧绿的葱丝上缭绕着热气，鱼瞪着苍白的眼珠，张大的嘴巴里塞着一团姜丝。
“陈姐，你快走吧，明天来了再收拾。”邢蕾把陈姐送到门口，“挂号的事，我明天上班再问一下。听我的话，别想太多好吗？”邢蕾的语气里有种训练有素的职业性，但睫毛上笼罩着的温柔光晕足以遮蔽冰冷的理性。她那双美丽而睿智的眼睛里，总是蓄满了对人间的理解和同情。仅凭这双眼睛，也足以胜任她现在的工作—她是一名出色的心理医生。
“谁病了？”陈姐走后邓菲菲问。
一开始陈姐说她丈夫生病，自己要回一趟老家的时候，我还以为她只是不想在我们家干了。这不能怪我，之前两个阿姨都以非常离奇的理由离开了我们，一个说是侄子开拖拉机撞了人，另一个说是婆婆离家出走。但有人在家政中心见到了她们，正在面试新雇主。所以陈姐走后，我提议找个新的阿姨。邢蕾却认为陈姐说的是真的。我问她有什么依据，她说是直觉。我不可能一点怨言也没有，毕竟每天早晨七点爬起来把可可送到校车站的那个人是我。过了一个多月，陈姐真的回来了，说丈夫是肺癌，想来北京再找医生看看。邢蕾帮忙联系了一个专家，结论和地方医院差不多，她丈夫在北京待了几天就回去了。陈姐则继续留在我们家，我总觉得她对我冷淡了许多，可能邢蕾跟她说了我之前的猜测。我也没再问她丈夫后来怎么样了。这会儿听邢蕾跟邓菲菲说，病情突然恶化了，陈姐让她帮忙再找个专家。
“她知道再看也没用，但这份心意还是得尽，别让婆家的人说三道四。”邢蕾说。
“有孩子吗？”邓菲菲问。
“两个呢。”邢蕾拨开葱丝，夹了一块鱼。“还是有点老了，我让她八分钟就关火的。”
邓菲菲尝了一下，觉得味道很好。
“你家那个阿姨是哪里人，你也可以教她啊。”邢蕾说。
邓菲菲说她把阿姨辞了，因为父母要来住，不喜欢有个人总在眼前晃。他们将全面接管她的生活，有人洗衣做饭，有人修车交罚单，当然太晚回家也会有人唠叨。
“感觉自己越活越小了，就像回到了高中时代。”她甩了甩头发，“怎么样，我剪的这个学生头？”
“你那时候不是应该染着一头红发，站在台球厅门口抽烟吗？”
“哈哈，没错，看过《罗拉快跑》吗，我那时候就跟里面的女主角一模一样！而且也是个长跑健将！”邓菲菲点了支烟，开始讲自己在学校里如何风光，全市运动会上都拿过第一名，举着奖杯的照片一直贴在校门口的宣传栏里……我想到那个下雨的晚上，站在剧院门口等车的时候，看到对面橱窗里贴着当天话剧的海报，她演的麦克白夫人在最左边，雨水滚过玻璃，像是有只手伸进大蓬裙握住她的身体摇晃。
“要是我能坚持的话，也许能成为一个不错的运动员。可惜人生没法像电影里演的那样，不行就倒回去再来一遍。”邓菲菲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慢点喝，高中生。”邢蕾说。
邓菲菲指着我：“他高中的时候什么样？也这么深沉吗？”
“他啊，很擅长单手扶把骑自行车。”
“耍酷？”
“跟人打架胳膊骨折了，吊着石膏骑了三个月自行车，后来骑车另外一只手不拿点东西都难受。”
“对方伤得比我严重，鼻梁断了，做了两回手术。”我说。
“没看出来啊，你看上他就因为他会打架？”邓菲菲问邢蕾。
“我的音乐也不错。”我补充道。
邢蕾笑了一声：“你是说吹草笛吗？”
桌上的手机响起来。
邓菲菲说：“肯定是达奇，要是美国画廊把他签了，就让他去买瓶好酒来！”
“不是他。”我拿着手机离开了座位。
制片人在那边叫了好几遍我的名字，问我有没有看到他发的短信。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露娜的戏早就结束了，让她坐上克莱因飞船离开就行了。现在你应该集中精力把最后的大决战写出来，索尔王子才是这个戏的主角！”因为严重超过了交稿期限，他们要求我使用同步在线的文档，这样随时可以看到进度。那边传来按打火机的声音，制片人趁着点烟的时间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
“大宇，编剧对自己笔下的人物有偏爱，我完全理解，可这不是写小说，想到哪写到哪……我问你，有谁关心这个露娜的童年？一个角色完成了她的任务，就可以谢幕了，你干吗还非得把她困在这个故事里不可？”
他说再给我最后两天时间，让我向他保证今晚结束露娜的故事，然后挂断了电话。
我换了一张唱片，站在荧光框前等着音乐响起来。我们是否可以把这段等待的时间看作音乐的一部分？任何艺术都有留白，它没法也不需要交给人们事物的全貌。一个故事—我当然不能称这个剧本为艺术，无法容纳一个人的一生。即便我们声称给故事里的某个人物注入了灵魂，那也只能是灵魂的一部分。灵魂，这种据说21克重的东西，如同宇宙一样浩瀚。
中午过后下起了雨。露娜收到来自克莱因飞船的讯息，说火山警报已经拉响，让她在原地不要动，他们会来接她。雨停了，她爬到山坡上，看到远处的峡谷里，有一截正在消失的彩虹。小时候，在那些干燥的日子，她和邻居的孩子用喷水管在阳光底下自己制造彩虹。人类想要的总是比大自然给予的更多。她决定继续往前走。傍晚的时候，她走出了森林，来到一条大河边。她有种直觉，河对岸就是从前的村庄。她不会游泳，就从树上摘了一片叶子吹起草笛，希望远处的船能听到。那是小时候舅舅教的旋律，她以为自己早就忘了。嘴唇划过潮湿的叶片，雀跃的乐符穿过晖光落在平静的河面上……脚下的土地震颤起来，泥巴溅起，她扭过头看去，是大象，不是一只，而是一群，正迈着大步朝她走来……
我回到餐桌边，给自己盛了一碗鱼圆汤。两位女士同时陷入了沉默，好像之前的谈话被我打断了。
“需要我回避吗？”我问。
“不用，”邓菲菲说，“我已经走出来了，现在可以很平静地谈论那些事了。”邢蕾把手放在她的手上，她像是获得了鼓励，鼓起腮吐了一口气：
“演完《麦克白》以后，我每天把自己关在家里，光脚在地板上走来走去，打开水龙头一遍遍洗手，天一黑就点上蜡烛。徐宏当时在上海拍戏，中间回来了几天，半夜起来上厕所，看到我在客厅里转悠，嘴里嘟嘟囔囔的，听不懂在说什么。他好不容易才把我弄醒，我一睁眼就尖叫起来，跑进卧室锁上了门。后面几天他都是在客厅沙发上睡的，每天半夜我都出来转悠，有一天还跑到阳台上，打开了窗户。徐宏回剧组之前，说服了我跟他去一趟医院，半路上我忽然说不去了，让他马上掉头回家，他不答应，我拉开车门就往下跳，当时车还在高架桥上……你还有烟吗？”
现在我想起来了，他的前夫叫徐宏。她接过烟叼在嘴里，用拇指反复搓动火机上的滑轮，突然蹿起来的火苗差点烧到她的刘海。
“我知道这样下去不行，可是我又什么都做不了……就这么过了半个月，有天下午邢蕾来电话，说路过我家，问我要不要一起吃饭。我说我不想出门，把电话挂了。没多久门铃响了—邢蕾就站在门口。她待到傍晚才走，然后没过两天又来看我了。那段时间真是没少折腾她，我还以为她跟你说了呢。”
我说：“她大概把你当她的病人了，保密是她的职业道德。”
邢蕾眯起眼睛看着我。
“我确实是她的病人，没有她我现在还困在麦克白夫人的角色里……”
“你是说你被麦克白夫人附体了？”
“不是附体，”邢蕾好像觉得被冒犯了，“在医学上，这是一种正常的移情表现。”
“为了演好那个角色，我让自己像她一样思考，像她一样邪恶，我的手上也沾上了鲜血……没错，那是在演戏，没有人真的死，可是当我教唆麦克白杀人的时候，我说出来的话确实是当时我内心的想法，就算那把剑不是道具，我也会看着它刺进演邓肯的演员的身体……我并不是在背台词，你明白吗，而是在驾驭那些话语，我是它们的主人。邢蕾帮我找到了我真正害怕的东西，她没有说服我相信自己是无罪的，而是教我如何去面对这种罪恶感。她很厉害，就像有法力似的，你看着她的嘴巴一张一合，慢慢地被催眠了，等到你恢复意识，就发现自己对很多东西的看法都变了……”
“大宇不信这些，”邢蕾说，“他觉得心理学都是骗人的把戏。”
“没有没有，我很尊敬心理医生的工作，救死扶伤，功德无量。我只是说我自己在创作上很烦弗洛伊德那套玩意儿。”
邓菲菲笑起来：“我挺同情你的，也许你早就被邢蕾催眠了，自己却还不知道。”
我冲她笑了笑。她的眼睛一点点黯淡下去：
“我最近在考虑转行，我恐怕没法继续当演员了。儿童剧也许还能行，演棵树，演只咋咋呼呼的母鸡。”
“现在别想这些，休息一段再说。”邢蕾说，“谁要来一点米饭吗？”
“还有酒吗？”邓菲菲问。
我从烟盒里拿出最后一支烟，打算抽完就回书房工作。
为首的大象在露娜面前停住，屈起前腿跪下来，让她爬到它的背上。然后它迈着大步走入河水。古老的大河从梦中醒来，惊起的水花亲吻着露娜的脚背。
她眯起眼睛，对岸在视野里渐渐清晰，浓密的树冠上泛着一层金色的光泽，渐渐显出一个个椭圆形的轮廓，结成沉甸甸的芒果。如同一颗颗颤动的心脏袒露在热风里，好像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秘密可言。
到了岸边，大象把她放下，甩甩尾巴，掉头走入河中。露娜目送它们远去，忽然想起什么，又拿起叶子吹起来。她用旋律告诉它们即将到来的危险。象队忽扇着耳朵奔跑起来。激荡的水花像白色的火焰，在夜色中蹿跳，一点点消失。大河又睡了过去。
露娜转过身，朝岸上走去。泥巴的气味，果实的芳香，离开很久的孩子的笑声还缠绕在树枝上。她知道自己到了。她要记下眼前看到的每个画面。在未来的日子里，她有的是时间，有的是时间跟它们道别，道别并不发生在转身的那一刻，它是此后不断繁衍的梦，是一根根添入回忆篝火的木头。
“大宇？”
我抬起头，邢蕾拿着新开的红酒站在旁边。
“你还喝吗，一会儿是不是要去写东西？”
“没事。”我把杯子递给她，“需要我再给达奇打个电话吗？”
“别打了。”她说。
我拨出了电话。等待音响了三声，达奇接了。
“快了，一会儿就到。”他大声说。
邢蕾从柜子里拿出一只空酒杯放在桌上。透明的玻璃晶莹剔透，杯沿上闪着光芒。也许我是在用邢蕾的目光打量那只酒杯，她脸上洋溢着一种少女的气息。虽然我们十六岁就认识了，但那种气息依然令我感到陌生。好像是另一个邢蕾，一个没有认识我的邢蕾。每当这种时候，我都为自己参与了她的人生而感到羞愧。其实我很早就发现了她对达奇的爱意，令我感到不解的是，她为什么止步于这种暧昧的好感，不再继续向前走了呢？没有完成的感情难道不会令自己痛苦吗？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我一直等着她有所行动。等着她把从我这里拿走的心，交托给另外一个人，任何一个人。我会因此而痛苦吗，还是感觉到一种解脱？我只知道那会让我觉得我的太太真实一些。
邢蕾把月饼和水果端上来。石榴卧在盘子里，像戴着皇冠的小人咧嘴在笑。这个比喻应该出自露娜之口。她还在那个故事里走来走去，寻找小时候的村庄。我知道我必须释放她了，松开手，看着她像只氢气球一样掉进天空里。我正打算离开座位，邓菲菲按住了我：
“你觉得我是个好演员吗？”
我说当然。但她并不满意，一脸疑惑地看着我。她垂下眼睛，叹了口气：
“《麦克白》大概是我在舞台上演的最后一部戏了。我为那个角色投入了太多的感情……真希望你们能看到。”
“我们看到了，”邢蕾说，“菲菲，你很棒，我们都为你感到骄傲。”
邓菲菲咬了咬嘴唇，眼圈红了：
“对不起，也许我不该说，可是那天你们根本没有看完话剧，开场不到二十分钟就都走了……”
我的脑袋嗡嗡响起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许还不够长，只有三个月，我一直努力让自己把那个晚上忘了。那个晚上的雨，那个晚上的街道，那个晚上蜡烛所发出的光晕，还有空气里的草药的气味。我喝了口酒，让自己镇静下来。所以那天邢蕾也没有看完话剧？她去了哪里？
邓菲菲说：“那天我快要上台的时候，才想起来忘了跟你们说结束后一起喝酒庆祝一下，位子已经订好了，我担心散场以后太乱，就让剧团的同事去跟你们说一声。同事在后台耽误了一会儿，再下去的时候，发现大宇的座位空了，你正在往外走。她追到门口，你的车已经发动了，她在后面挥手，你好像根本没看见，也可能看见了，但还是踩了一脚油门把车开走了。我说出来并没有怪你们的意思，我只是不想有事一直梗在心里……我真希望那天你们能在，我演得特别好，是十几年来最好的一次，谢幕的时候我的情绪还缓不过来，眼泪一直往下淌……”
邢蕾拿起盘子，把鱼骨倒进脚边的垃圾箱：“菲菲，你喝多了，要不要去沙发上躺一会儿？”
她哭了起来：“我知道我不应该说这些，你们都对我很好……”
我实在坐不住了，离开了座位。我走到阳台上，发觉身体在摇晃，就扶住了旁边的望远镜。
话剧开场十分钟，我收到了晓婧的微信。她说，我今天戒了镇定剂，现在难受得不行，躺在床上浑身发抖。我犹豫了一下，回复道：我去看你，等我。我揣起手机小声跟邢蕾说制片人临时召集开会，恐怕得去一下。邢蕾问，你要开车吗？我说，不用，我叫辆车。这里没信号，我出去叫。邢蕾说，好，开完会告诉我。我悄悄离席，走出了剧院。当时下着雨，我站在屋檐下等了一会儿车子才来。
我在晓婧家待了一个多小时，十点钟离开，然后给邢蕾发了个消息，告诉她开完会了。我们经常一天不联系对方，但是既然她让我结束了告诉她，我就照做了。她没回复，我到家的时候，她不在，直到十二点半，她才回来。她说在剧院里遇到了几个以前的朋友，和她们去酒吧坐了一会儿。我问她话剧怎么样。太用力了，她回答，把车钥匙扔进托盘里。
我站在阳台上，眺望着远处。那里是个公园，从19楼望下去，只能看到一团模糊的树影。我摩挲着望远镜布满灰尘的镜片。望远镜刚装上的那天，可可很兴奋，嚷着要望一望公园里的游乐场，看看海盗船上的小朋友是不是吓得哇哇大叫。她把脸凑到取景框前看了一会儿，忽然站了起来，转身跑了。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接近过这架望远镜。到底她看到了什么，谁也不知道。我也没有问过。我有个比较悲观的想法，每个人都暴露在自己的命运里，谁也保护不了谁。我没法保护我的小女儿不受到伤害，没法保护任何人。
那天晚上，我按了一会儿门铃，晓婧才打开门。她穿着白色的睡裙，头发上有股草药的气味。为了安神，她在枕头底下塞了一个装满药材的香囊。我让她躺下，自己拉了一把椅子坐在床边。房间里很黑，床头柜上点了蜡烛。而原来放在那里的台灯躺在地板上，她说是摸开关的时候把它碰到地上的。茶杯状的蓝色蜡烛已经燃烧了大半，火苗深陷在一钵蜡油里，散发出浅蓝色的光。我说，蓝色蜡烛，很特别。晓婧说，红蜡烛喜庆，白蜡烛悲丧，只有蓝蜡烛不悲不喜，能让心变得很静，好像时间停止了一样。她养的那只波斯猫冷不丁跃到床上，隔在我和晓婧中间，不慌不忙地扭过头去舔起了尾巴。有它陪着你真好，我说。其实我一点也不喜欢这只猫，有几回我想抱它，它都拼死挣脱，还把我的手抓破了。别人也不行，它只让晓婧一个人抱。我能感觉到它看我的眼神充满敌意，似乎盼着我快点离开。我去厨房倒了一杯水，放了柠檬和蜂蜜，拿出来递给晓婧。晓婧笑着问，和一个病人谈恋爱的滋味怎么样？我说，你很快就会好的。
刚认识的时候，就觉得她很特别，有种奇怪的沉静。也许和她的成长环境有关，她是傣族人，在西双版纳的山寨里长大，中学时才随舅舅去了昆明。她身上有种质朴蒙昧的东西，像绝迹的飞鸟。很多个夜晚，我从乌烟瘴气的剧本策划会上脱身，驱车十几公里来到她家，只为了能和她待上一会儿。那是对我最大的奖赏。只有在面对她的时候，我才能把心里的挫败和愤懑讲出来。我嫉妒成功的同行，憎恶势利的资方，嘲笑愚蠢的观众……曾经勃勃的野心现在变成了多余的脂肪，我像个跌跌撞撞的胖子，弓着身体爬进一条专为捉弄我而设计的狭窄地道。我把那个最弱小阴暗的自己交给她，像个打架打输了的小男孩躲在她的怀里喘息。她总是轻轻地拍拍我的头：没关系，不要紧的啊。好像我还有的是时间，有的是力气。你会离开我吗，我问她。她说，不会，永远不会。
她从没学过电影。大专毕业去了旅行社工作，一个导演在云南拍片的时候，发现她很有灵气，把她介绍到电影公司上班。就这样，她来了北京。我们是在一个剧本策划会上认识的。她有小麦色的皮肤，细长的脖子，笑起来像一只海鸥掠过天际线。话虽不多，见解却很独特，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随后一段时间，我们经常一起工作，我向她表示了好感，从那之后她开始躲着我。在茶水间遇到，她吓得打翻开水转身就跑。当时我几乎觉得没希望了，可是三个月后香港电影节的时候，我们却在从中环开往尖沙咀的天星小轮上遇见了。那天是要去给可可买玩具，至于为什么临时起意坐轮渡，我自己也觉得是个谜。当时在下雨，船上没什么游客。我们坐在木条长椅上看着维多利亚港上亮起的灯火，我握住她的手说，别再逃了，是命运要把我们连在一起。她低下头哭了起来。
我们在一起以后，她辞掉了电影公司的工作，因为我和那家公司有合作，她怕同事会说闲话。我取笑她太把我们当回事，这种事大家早已司空见惯。但她表现得很担忧，不愿意再去任何和电影有关的地方上班。我就提议她跟我一起写剧本，这样可以留在家里工作。那么提议倒不是完全为了我们的关系，在这个行当十几年，我一眼就能看出一个人有没有才华。晓婧是个天分很高的孩子，只是缺乏专业训练，磨炼上几年，肯定能成为很好的编剧。就这样，我把剧本拆分开，有部分交给她来写。接下这个奇幻动画片的时候，我拿着人物小传问她，你想写里面哪个角色。她选择了一个叫露娜的女孩。介绍上只有两句话：露娜，十五岁，四个圣火使者之一，护送宝剑并将其交给王子，后随其他使者乘坐克莱因飞船离开了珈蓝国。我问为什么选她。她说，我也不知道，感觉她是个好女孩。我吻了一下她的脸颊，你也是个好女孩。她对我从来没有任何要求。没有让我多花时间陪她，更没有希望我离婚。
那时候她已经生病了，但我以为不严重。大概在我们交往半年的时候，有一天她说精神压力很大，想找医生开点药。我有点吃惊，因为她看起来很正常。从医院回来，她轻描淡写地说自己有一点抑郁倾向，从那开始每天服药。我还劝她换个医院看看，别轻信某个医生的话。我确实不太相信心理学，总觉得那是编造出来的一套理论，而医生只是想尽办法让病人变得很依赖他们。邢蕾有好几个病人，找她看了十几年抑郁症了，有的把公司做到了上市，有的孩子生了两个，但是一到星期五的下午，就如同听到教堂钟声的召唤，准时坐到她的诊室里。他们的心理疾病就像一种原罪，要是把它忘掉就应该去忏悔。邢蕾的工作无非是跟他们聊聊天，我觉得我也能干，说服一个人活下去会比说服电影公司的老板投资拍个文艺片更难吗？药吃了一段时间，晓婧并没有好转，精神状况反倒越来越差，话越来越少，有次做爱的时候她忽然哭了起来。她说她觉得骨头很疼，好像要裂开了。她又说，我知道不是真疼，只是我的幻觉。她花了很多时间描述那种幻觉，我开始感觉事情有些严重。这时她才告诉我，很多年前她得过抑郁症，三四年才缓过来。我问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她露出恐惧的表情，让我相信一定是什么可怕的事。我感到很不安，但是我得承认，同时又有一点释然—她的病是复发，不是因为我才得的。晓婧开始定期去医院，站在一群精神病患者的队列里，等着医生发给她下个星期的药。因为难以入睡，她长期服用镇定剂，有时会昏睡一整天。她只肯在情绪平稳的时候和我见面，化了妆，看起来仍旧气血饱满，可是那双被镇定剂控制的眼睛，像两片干枯的树叶贴在美丽的脸庞上。她每次都告诉我露娜的故事的进展，今天又写了多少字。如果我说你好好休息，把剩下的部分交给我，她就会皱起眉头，嗨，我和露娜一定会把交给我们的任务完成的！
那个下雨的夜晚，我去她家的时候她没有化妆，脸色苍白，被围在黑眼圈里的眼睛布满红血丝，像是就要碎裂开一样。她说，已经一个星期没写一个字了，我必须戒掉镇定剂，不能再这样昏睡下去。我让她别心急，慢慢来。她哭了起来，问我是不是不让她写了。我连这点事都做不好，她摇着头说，我知道你会离开我的。我告诉她，我会一直陪着她。一直？也许我用的词是“永远”。但她还是哭个不停，一遍遍求我不要抛弃她。我感到很沉重，也许还有一些失望。最初认识的时候，她带给了我所有我想要的东西，我们相爱，并且一起工作，我感觉生活流动起来，自己再也不是一个人。可是现在在她的身边，我觉得异常孤独。她被她的病封锁起来，像颗遥远而岌岌可危的星辰，收不到，也发不出信号。此刻再回想刚在一起的时光，恍如隔世，而那时她的美好也令人感到疑惑，好像是我产生的幻觉。眼前所看到的她才是真实的。我被自己得出的结论弄得很沮丧，却努力表现出很有信心的样子，还说等她好一点带她出去旅行。这个提议似乎很有效，她问去哪里。我说去香港，我们再坐一次天星小轮。她说她不喜欢香港，所有的东西都是人造的。然后她说去清迈吧，想骑大象。我问为什么想去那里。她说，我喜欢热带，但不要靠海，就是那种纯粹的炎热。至于大象，小时候好像做过类似的梦，骑在大象的背上去够树上的芒果。芒果是一种奇怪的水果，你不觉得吗？我问怎么奇怪，她说，芒果很真实，外面的皮和里面的瓤的颜色是一样的。我说柿子也是啊。她说，可是芒果就算晒干了也还是那么鲜艳的颜色，柿子就不是了。好吧，我说，我们可以带剧本去写，在那里多住上一段。她说，真想把露娜也带去啊。我说，下个剧本里也可以有个姑娘叫露娜，以后我们写的每个剧本里都有个姑娘叫露娜，你负责把她的故事一直写下去。真的吗，她很高兴。我们又聊了一会儿旅行计划，越说越兴奋，好像明天就要出发一样。她的手心热了起来，可是因为疲惫，眼睛已经睁不开了。我让她早点睡觉，说明天再来看她。临走的时候我说，如果睡不着，就再吃一片镇定剂吧。她说，不用，我多想一想大象。我摸了摸她的头，就像她从前经常摸我的那样。
那晚之后，我被拉到郊区开了三天剧本会，第三天下午才溜出来。到她家的时候，屋子里很乱，她告诉我她在打扫房间，扔掉一些从前的东西，然后她坐回一堆纸箱中间，拿着一个硬壳笔记本看起来。类似的笔记本她身边摞着七八个，我问她那是什么，她说是以前的日记。我说，你从小就写日记吗？她说，住到城市以后才开始写的。我一个人站在那里无趣，看到散了架的台灯还躺在地上，决定把它修好。拿着螺丝刀拧了半天，还是没让耷拉的灯头直起来。她仍旧在看那些日记本，没有一点想跟我说话的意思。我很生气，想告诉她我开了一个半小时的车才到这里，还要再开一个半小时的车赶回去。但我什么也没说，又坐了一会儿就走了。
那天晚上，她吃安眠药自杀了。
自杀之前，她给我发了个邮件，没有任何内容，只是在附件上粘贴了没有写完的露娜的故事。最初的一个月，我甚至不敢打开那个文档，事实上，我当时的精神状况也无法支撑我继续写完剧本了，所以我跟制片人说我不干了。他提醒我拿出合同看看上面关于违约赔偿金的条款，此外演员档期都定好了，这事会给电影公司带来巨大的损失，他们会让业界封杀我。兄弟，我是在为你的名声着想，他说，而且这个片子是你能遇到的最好的机会，你已经快四十岁了，急需一部代表作。我说，让代表作见鬼去吧，挂掉了电话。那天晚上—跟过去的一个月一样，我喝了很多酒，却没能顺利地睡着，凌晨三点的时候，我起身到书房抽烟。电脑没有关，屏保上五颜六色的热带鱼正游来游去。我对着屏幕抽完了烟盒里剩下的烟，然后打开了那个文档。露娜的故事足有两万字，远远超出所需要的篇幅，却好像才写到一半。从职业编剧的角度来说，里面有太多心理描写，对白也很冗长。但是如果抛开技术上的瑕疵，故事非常动人心魄，更重要的是，她把自己的灵魂注入给了露娜这个角色，使她像个真正的人那样在故事里生活和思考、痛哭和大笑。伙伴弄丢了宝剑，她拍拍他的头说，不要紧的啊，没关系的。我坐在书桌前，眼泪流下来。天亮的时候，我给制片人发了条消息，告诉他我会把剧本写完。
邢蕾走到阳台上，站在望远镜的另一边：
“菲菲在沙发上睡着了。”
“达奇来了吗？”
“可能不来了吧。”
阳台吊灯的光照下来，把她笼罩在一圈杏黄色的光晕里。她的头发柔顺地搭在肩膀上，脸上的职业女性妆容一丝不苟。我忽然发现记不起她不化妆是什么样。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我起床时她已经去上班，她睡觉时我还在书房工作，我所看到的她和她的同事、病人看到的一模一样。一个标准化的、没有情绪的她。我不知道她的烦恼是什么，也不知道最近为什么事开怀大笑过。我认为她同样也不知道我的。但是现在我发现她知道。她知道三个月以来让我食不下咽、难以入睡的痛苦来自于什么。
“邢蕾，”我听见自己沙哑的声音，“那天晚上你跟踪了我对吗？”
“我没有。”她立即说，把手搭在望远镜上，擦拭了几下上面的灰尘。
“那天晚上你去见了晓婧。”我指了指她受伤的那只手：“第二天早上你的手上也缠了个创可贴，可能不是给杯子划破了手。你去抱了她养的那只猫，对吗，因为这样能拉近和她的距离。”
她安静地看着我，隔了一会儿才轻声说：
“不是那样，我喜欢猫，因为怀孕才把猫送走的，你知道。”
“她死了你知道吗？”我哽咽着说。
那个晚上，我走出晓婧家的巷子，站在路灯下底下抽烟。雨还在下，无数雨丝穿破夜幕射下来。远处的车没有开灯，借着微弱的光，我似乎看到雨刷在黑暗中摇摆。咔嗒，咔嗒。
邢蕾推了一下把手，关上了窗户：“我没有跟踪你，我早就知道她住在哪里。春节的时候我们去欧洲旅行，在布拉格你写了几张明信片交给可可，让她负责投进邮筒。可是她看到卖木偶的商店，把明信片往我的手里一丢就跑进去了。那些明信片每张都有抬头，子俊：新年快乐，大宇。丽敏：新年快乐，大宇。只有一张，抬头空着，直接写了：新年快乐，大宇。我想应该是很亲密的人吧，如果写上她的名字，再问候新年，会显得太生分。你可以否认，也许只是我的直觉吧，就像那天晚上我跟着你走出剧院，也是一种直觉。”
“是啊，你什么都知道。我不该瞒你，现在说这些可能太晚了……你能不能告诉我，那天晚上你跟她说了什么？”
我几乎是在哀求她，但又无比害怕听到她说出答案：
“邢蕾，我知道你是个出色的心理医生，可以控制病人心里的想法，让他们听你的话……你到底跟她说了什么，告诉我好吗，那天晚上她好好的，情绪很稳定……”
我站在那里，等着她张开紧闭的嘴唇。雨刷在黑暗里的摇摆声撞击着我的耳膜，咔嗒，咔嗒。
过了好一会儿，她终于开口说： “我说什么都太晚了，她本来可以活下去的，如果你们早一点分开的话。”
我的呼吸变得困难：“邢蕾，你不能……”
“你希望把她一直关在屋子里当你的情人，当你的枪手吗？她不见人，几乎没有朋友，你想象过她一个人是怎么生活的吗？十六岁的时候她已经有过创伤了，根本没有完全好。可是你不顾这些，大宇，你太自私了。”
“十六岁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我忽然意识到晓婧选择去写露娜这个角色，可能因为她只有十五岁。十五岁在十六岁之前，在一切发生之前。
邢蕾把放在望远镜上的手收了回去，揣进开身毛衣的口袋里。医生总是喜欢把手踹进白大褂的口袋，表示自己可以置身事外：
“她愿意向我敞开心扉，表示她很信任我。我想我应该替她保守秘密。我们就尊重她的选择吧，好吗？”
这些话她也许早就准备好了。一种优越感，只属于女人之间的秘密。她知道这会在以后的很多年里折磨着我。
“她不是你的病人，”我说，“你有私心，没有像对待其他病人那样去救她。”
“大宇，你的私心是什么？你有没有希望过她消失，然后得到彻底的解脱呢，哪怕一刻，你有没有过这样的念头？”
我看着她，看着那双在雨刷摇摆的车窗玻璃背后看着我的眼睛。我不记得我们曾这么长久地注视过对方，上一次也许是婚礼上交换戒指的时候。
“你以为你能洞悉一切，其实你什么也不了解，包括你自己。”我疲倦地移开目光，朝远处看去。站在这个地方，这个时刻，无论如何都没法把那些模糊的树影看清楚，就算是用望远镜。夜晚的望远镜是一双盲人的眼睛。
我能感觉到隔在我们中间的空气正在下降，凝固成一种结晶体，散发出蓝色的光晕。当我转过头去的时候，看到晓婧就站在我们的正后方。她穿着夏天的衣服，手腕上系着一块黄手帕，好像走了很远的路，脸上淌着汗水，少女般微微隆起的胸脯上下起伏。她也正看着我，目光里带着淡淡的哀愁，就像在打量一张小时候使用过的桌子。当我再看向邢蕾的时候，发现她正侧着身扶住望远镜，嘴巴张大，眼神里充满了惊恐。
我们谁都没有动，好像在三个支点上共同支撑起什么。时间凝固了，空气散发着苍蓝的光，四周一片旷阔，只有那架在我们中间的望远镜，执着地望向夜空。
苍蓝的光渐渐变得残破，一点点消退，最后几近透明。这时，晓婧轻盈地腾起双脚，朝高处一跃，钻入了深邃的黑洞。一扇圆形的金属门在她的身后慢慢合拢。
……那个窗帘紧闭的房间里，地上躺着散了架的台灯，她坐在一堆粉色、蓝色的日记本中间，用手拂去封面上的尘土。腾起的尘埃漂浮在半空中，一层层向她聚拢，把她包围起来。她被什么东西深深吸引，我离开的时候也没有抬头。再见，我说，拉开门走了出去。
再见，现在我听到自己又说了一遍，好像在教会自己使用一种未来很多年和她沟通的语言。
金属门缓缓向高处升去，一点点缩小，像一轮明晃晃的月亮，消失在云层中。
邢蕾并没有在看，她低着头，像是刚从一个噩梦中醒来，头发蓬乱，睫毛膏把眼睑染黑了。她向后退了两步，离开了吊灯照射的光圈。起风了，树影在窗外摇晃。我走过去，关掉了阳台上的灯。
“大宇。”她在身后唤了一声，走上前拉住我的胳膊。
我们站在那里，听着外面的风声，听着玻璃在撞击之下发出的嘶嘶轰鸣。当我习惯了那种单调的节奏，忽然很怕它消失。比安静更安静的会是什么？
在黑暗里，邢蕾轻声说：“陈姐刚才来电话，她丈夫可能过不了今晚了。我想给她两千块钱。”
“好。”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