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碌的美国海关入口前停着一队长长的车队，这些车辆上，装满来自各国的货物，这些都是等待通过美国海关的车辆。但车主脸上并没太多喜色，反而都露出担忧的神色。因为最近一段时间美国的关税政策变化很大，谁也不清楚接下来等待他们的是什么？
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核心目标是使美国重新成为第一工业大国。然而，现实情况远比想象中复杂。有美国一线企业主表示，认为关税能够拯救“美国制造”，其实这是一种致命的幻觉。
特朗普一直宣称，对外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是为了支持美国本土制造业。他曾表示，工作岗位和工厂将重新回到美国，大家现在都看到了，美国将大力强化国内产业基础。但在全球化兴起后，美国制造业逐渐衰落。
20世纪70年代，美国近2000万人从事制造业，占总就业人数的五分之一以上。从汽车、飞机到钢铁等各类产品，美国曾是领先的生产国。但随着80年代全球化兴起以及90年代《北美自贸协定》签署，整个体系遭受冲击，美国本土工厂大量关停。
但是由美国主导制造业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式。2025年5月23日，万斯在美国海军学院的毕业典礼上发表了一番震撼性的讲话，他言辞一直是到现在还是如雷贯耳，深刻改变了华盛顿政坛长期以来的自信和优越感。
这一讲话不仅是美国政府首次公开承认全球霸权的逐渐衰落，更标志着“美式帝国叙事”彻底崩塌。从阿富汗的惨淡撤军，到对中国技术封锁的失败，再到盟友关系中的裂痕逐渐显现，美国的困境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政权更替，成为多极化世界秩序逐渐形成的象征。
一、霸权的暮光：从“例外论”到“现实主义”的崩塌。在讲话中，万斯罕见地摒弃了“美国注定领导全球”的意识形态，直言不讳地承认美国不再拥有“单极世界”的特权。他列举了三个深刻的危机：
军事威慑的崩塌：随着无人机蜂群和网络攻击技术的普及，曾经象征美国军力的航母战斗群如今沦为“活动靶场”。伊朗的“见证者-136”导弹成功突破了美国的防御，而胡塞武装封锁了红海航道，暴露了美国传统军事优势的脆弱性。
技术霸权的动摇：华为推出的昇腾芯片突破了美国在技术领域的封锁，比亚迪凭借垂直整合的模式成功让特斯拉在新能源市场上失去了优势。中国在5G和新能源领域的崛起，打破了美国长期维持的“技术种姓制度”。
经济根基的侵蚀：美国36万亿美元的国债严重压缩了美元的信誉，制造业的空心化让“美国制造”仅剩“消费主义的幻觉”。
这种危机感在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转变中表现尤为明显，解散美国国际开发署，停止输出“民主”，要求盟友承担更多军费，这些表面上看似“战略收缩”，实则反映出美国霸权体系已失去活力。正如历史学者张海鹏所言：“没有任何一个大国能够永远保持至高无上。”
二、内外交困：深层制度危机的全面爆发。美国所面临的困境，除外部挑战外，还暴露出深层的制度性危机。
政治极化的毒瘤：两党之争使得国会通过法案的时间大幅延长，从1960年的72天增加到2025年的340天。
社会信任的崩溃：80%的美国民众认为“政客根本不关心人民”，贫富差距已达到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的最高水平。2024年，美国信用卡违约率飙升至十年来的新高，揭示了美国经济背后潜藏的泡沫和虚假繁荣。
全球领导力的瓦解：美国从“规则制定者”逐渐变成了“规则破坏者”，无论是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还是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再到推行“美国优先”政策，对中国台湾军售、沙特拒绝增加石油产量，印尼选择中国技术参与雅万高铁建设，均凸显了美国国际地位的逐步削弱。
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后，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遭遇严重挑战，频繁的言论和举措引发盟友的震惊和愤怒，如“吞并加拿大”让“五眼联盟”感到震惊，“占领格陵兰”让欧盟愤怒，企图控制巴拿马运河威胁全球航运，关税战的不断升温让美国孤立无援。
三、东方崛起：多极秩序的曙光。与美国的衰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等新兴力量的崛起。
经济网络的重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已有67%的基础设施贷款采购了中国设备，“一带一路”倡议已经连接了超过140个国家，形成了以东方为中心的全新经济格局。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从73%降至60%，人民币的跨境支付量日均突破3.2万亿元，沙特对华投资激增了340%。
全球治理的转型：万斯在讲话中提到，“美国的红线已经无人再予敬畏”，金砖国家的扩员、非盟加入G20、东盟主导的区域合作，正逐步重塑国家权力的格局。联合国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发展中国家纷纷要求在全球事务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和贡献度。
历史学者将这一进程比作“19世纪英国霸权的交接”，但与当时相比，这一转变发生得更快，影响也更加深远。正如万斯在讲话最后警告的：“如果我们无法自我革新，最终将重蹈所有霸权的覆辙。”
美国的困境本质上是“文明优越论”的崩溃。当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一带一路”替代“马歇尔计划”，以及以“全球发展倡议”对冲“印太战略”时，世界正在经历一次重大的价值观转变。
发展模式的对比：过去40年，中国成功让8亿人摆脱贫困，证明了“政府主导，市场活力”的有效性。而美国的“自由市场，金融投机”模式在疫情和通胀双重压力下暴露出了其致命的缺陷。
安全理念的不同：美国依赖军事威慑和“离岸平衡”策略，而中国倡导“共同安全观”。例如，沙特和伊朗在中国的调解下实现了复交，这表明对话和合作的方式比对抗更具建设性。
文明互鉴的可能：从孔子学院到TikTok的文化输出，从中医药的全球认可到新能源技术的共享，从《哪吒之魔童闹海》的全球热映到DeepSeek在全球范围内的风靡，东方智慧正在逐步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知霸权。
除了对宏观认识的变化外，一些美国实业商人对特朗普的“关税霸权”也有自己的看法。莫尔森·哈特是一位资深玩具制造商，也是美国一家消费品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工厂工作过，并考察过众多工厂。他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不仅无法重振美国制造业，反而会让美国更穷。
莫尔森认为，美国工业供应链严重不足。以苹果手机为例，屏幕、外壳和电子元件主要依赖亚洲工厂。即便加征关税，从亚洲采购仍比在美国重建供应链更便宜高效。美国的工业级供应链，特别是电子元件严重不足。没有零部件供应，再高的关税也难以让制造业回流，企业最终还得进口。
莫尔森还指出，中美劳动力差距不仅在于成本，更重要的是中国劳动力的专业素质过硬。二战后，美国产业工人在就业人口中的比例为30%，但这一比例不断降低。美国产业工人约有1300万，较21世纪初减少约500万，在就业人口中的比例已降到10%左右。美国制造缺的不只是人，更是基础设施。
若大规模重启制造，美国的电网、公路和港口将承受巨大压力，而当前的基础设施根本无法支撑这一转型。此外，美国政策朝令夕改，建厂像“赌博”，法律环境的高度诉讼风险以及关税的结构性错误，也让美国的制造业回流面临压力。莫尔森认为，虽然美国仍然需要制造业，但制造业已不是美国的“主赛场”，不应强行推进。
一些经济学家也认为，通过加征关税迫使制造业回流的可能性很低且成本极高。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前财政部部长劳伦斯·萨默斯表示，由于特朗普政府正在实施的关税措施，美国目前可能正朝着经济衰退的方向发展，可能导致约200万美国人失业，每个家庭将面临至少5000美元的收入损失。特朗普的关税计划将在未来几周面临非常重要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