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河当时是有名的文化中心，还形成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流派——西河流派，孔子的弟子子夏、子夏的弟子公羊高以及子贡的弟子田子方等人都在那里坐镇。其中最受王诩喜欢的就是田子方，在田子方的口中，王诩了解了大量和子贡有关的事迹，并且对子贡的游说能力十分佩服，对游说纵横之说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
在此期间，王诩还学习了《春秋》、从政之道以及孙武等名将的兵法，为他之后发展纵横之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西河求学一年之后，王诩就大有收获。但是因为当时其父与吴起的争斗已经到了白热化的阶段，为了不受制于人，王诩只能从西河归家。一段时间后，王诩再次提出外出求学，王错经过多方考量，给嫁到洛邑的妹妹写了一封信，请她帮忙照顾王诩。
洛邑毕竟是天子之都，亭台楼阁，雕栏玉砌，俨然一派盛世浮华的景象。王诩见到姑姑后，跪拜行礼。姑姑将他扶起，唤过儿子司马缝与王诩相见之后，领他们来到正房说话。王诩的姑丈司马鸣在太学任师氏之职，待公差结束之后方与王诩相见。
姑丈问王诩为什么要来洛邑求学，王诩回道：“当今诸侯争雄，天下分裂，我想学习治理国家之术，让天下一统，百姓都能够安居乐业，不再有战火。家父政务繁忙，希望姑丈能够引导。”
姑丈叹道：“没想到你如此小的年纪，志向就如此远大，实在难能可贵啊！”
第二天，王诩就和表弟一起到太学读书，正式开始自己的求学生涯。太学之中，藏书更多，琳琅满目，令王诩十分开心。他迫不及待地投入书中，汲取大量知识，有不懂的地方就向姑父请教，不久之后就有了很大长进。
姑丈发现王诩如此向学之心，就在太学里为他请了三个老师：精于天道的太史皓，通晓兵法的司马武，擅长说辞的行人强。太史皓取先令王诩记住二十八宿，再为他讲解天人相应的道理；司马武则令王诩熟读《孙子兵法》，等到他有所领悟之后，就在空地上画出两军对垒的排兵布阵图，以此教他研习兵法；行人强则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游说经验和修习方法传授给了他，同时让他反过来游说自己作为考察。
王诩就这样勤学苦读度过了两年时间，等到第三年的时候，他开始接触各种时事政治，并且仔细研读了周王朝柱下史所藏的资料，对争战时各国的自然条件、风土人情和当时的战略局势有了进一步了解。
他还研究了各国君主的治国用兵之道，对当时的各种变法都了然于心，并且真切地认为，一次好的变法有助于打破原有的桎梏，使得国家走上富强的道路。在他求学期间，吴起因为受到王错等人的排挤，投奔楚国。王诩听司马武讲完这件事后，说：“吴起是天下不可多得的英才，圣明的君主都能用人之长，制人之短。由此而言，武侯不及文侯豁达开明。”
司马武见王诩如此洞晓世事，便将“金版六弢”交给王诩，说道：“此书是姜尚一生兵法的总结记录，我受之于先师，今日传于你。望你仔细揣摩研读，日后成就一番事业。”
王诩受宠若惊，郑重地接过此书，并且对司马武表示感谢。之后王诩夜夜挑灯苦读。书中微言大义、精辟的见解和无穷的妙法，令王诩如痴如醉。书中云：“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患者，理于未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读到这里，王诩不由赞叹道：“不战而胜，真善之善者也。”
王诩从这本书中悟出很多用兵的道理，他后来的著作中也有很多观点都是首次启发写出的。王诩始终随身带着它游历各国，之后又将其传给了得意弟子苏秦。
在洛邑苦读五年之后，王诩已经长大成人，需要行冠礼，行冠礼的时候通常需要父母主持，再加上在外求学五年，王诩十分思念父亲，于是他就在这一年辞别姑姑一家和太学里的老师，回到了魏国。
公元前370年，王诩回到了魏国。父子相聚，十分激动。王错看着如今学有所成的儿子感觉十分欣慰。很快，王诩就在父亲的主持下行了冠礼，标志着自己长大成人。
但是很快，武侯的两个儿子罃和公仲缓为争太子位而内讧，韩、赵两国乘机举兵攻魏。由于两国产生分歧，魏君得以幸免于难。不过魏与韩、赵之间自此产生嫌隙。王错也因为挑动公子罃内乱而遭魏君贬谪。不得已，王错只好再次送走王诩，让他到楚国谋事。
王诩离开魏国之后，一路风餐露宿，终于到达了楚国郢都。但是他并没有立刻为官从政，而是先打探了楚国的政局，然后凭借自己的占卜术，开始为人卜卦赚些盘缠。
一开始确实无人问津，但是王诩凭借多年学习，和对天文地理知识的精通，逐渐打开了局面。他还一面为人占卜，一面借机观察世风民情，揣摩世人心理，为自己的学术积累基础。
之后他就开始周游楚国，遍访楚国名士，这中间的经历又一次开阔了他的眼界，使他的思想更加成熟。在游历的过程中，王诩深受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影响，尤其看到楚国疆域辽阔，鱼米丰足，但是楚肃王却昏庸无道，使得奸佞横行时，对“无为而无不为”的修身治国哲理也有了更深切的体会，认为楚国不宜久留。
正当王诩萌生去意时，却传来父亲离魏奔韩的消息。王诩心念父亲的安危，几经辗转，来到了韩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