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24年，即雍正二年，雍正将“幸学”改称“诣学”。他在举行临雍释奠礼以前，谕告礼部，说过去帝王去学宫，称作“幸学”，这是尊帝王之巡幸，本是臣下尊君的意思，但“朕心有所未安”，以后凡去太学，一应奏章记注，“将幸字改为诣字，以申崇敬”。
同年六月，曲阜孔庙发生火灾，烧了大成殿及两庑，雍正命工部堂官赶去兴修。雍正三年，雍正终于想出尊孔的新花样，命对孔子的名讳像对君主一样都要予以敬避，凡地名、姓氏都须加以改易。
雍正四年，雍正亲书“生民未有”四字匾额，悬挂在天下学宫。为曲阜孔庙书写“德冠生民，道隆群圣”对联，并书大成殿榜额，还应衍圣公孔传铎之请，亲自为《圣迹图像》作序文，又亲祭孔子。
过去帝王在奠帛献爵时，从不行跪拜大礼，雍正径行下跪，事后告诉礼部和太常寺官员，他不按照仪注所定行礼没有错误，因“若立献于先师之前，朕心有所不安”。
雍正是把孔子真正当作老师来对待了。雍正五年，定八月二十七日为孔子圣诞，其典礼规格同于康熙圣诞节，下令这一天禁止屠宰，命天下虔诚斋肃。孔子诞辰祀典，过去本为中祀，至此改为大祀了。
雍正八年，雍正以圣庙执事人员没有爵秩，不足以光大祀典，因特设执事官，三品的二员，四品的四员。这些人员由衍圣公在孔氏子孙内拣选，报礼部备案。
同年十月，曲阜孔庙大成殿修成，“黄瓦画栋，悉仿宫殿制”，所用器皿，也全由宫中颁出，用银一百一十五万两。雍正命皇五子弘昼、淳郡王弘景前往参加落成告祭典礼，弘昼回京复命，奏报孔林围墙倾圮，雍正又遣官往修。
雍正如此尊孔，自有他的认识与想法。他说：
至圣先师孔子以仁义道德启迪万世之人心，而三纲以正，五伦以明，后之继天御宇兼君师之任者有所则效，以敷政立教，企及乎唐虞三代之隆大矣哉。圣人之道，其为福于群黎也甚溥，而为益于帝王也甚宏，宜乎尊崇之典与天地共悠久也。
又说：
若无孔子之教，则人将忽于天秩天叙之经，昧于民彝物则之理，势必以小加大，以少陵长，以贱妨贵，尊卑倒置，上下无等，干名犯分，越礼悖义，所谓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其为世道人心之害尚可胜言哉！
使为君者不知尊崇孔子，亦何以建极于上而表正万邦乎？人第知孔子之教在明伦纪，辨名分，正人心，端风俗，亦知伦纪既明，名分既辨，人心既正，风俗既端，而受其益者之尤在君上也哉！朕故表而出之，以见孔子之道之大，而孔子之功之隆也。
雍正毫不避讳，讲君主从孔子学说得到的利益最多，所以才极力尊崇他。孔子思想，教人各守本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只要三纲五常一实现，没有犯上作乱的，君主的统治就安稳，帝王从中当然就受益最多了。
过往人们只讲遵循孔子名教，使风俗端淳，于民有益，不懂得对君主的好处更大。而他体察到了，并且公开地讲出来，这有他坦白的一面，更重要的是在孔学与维护君主统治的关系上，他比大多数统治者的认识来得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