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449年2月，蒙古瓦剌部落太师也先兵分四路，大举攻明。于谦受命于危难之秋，组织军民打败了也先的进攻，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粉碎了瓦剌军企图夺取北京的野心，明王朝转危为安。
于谦，字廷益，号节庵，别名于忠肃、于肃愍、于少保，公元1398年，即洪武三十一年出生于杭州府钱塘县太平里，祖居考城。太祖于伯汉先居山西后迁至苏州，高祖于夔（kuí）元朝时为官。于谦的曾祖父于九思任杭州路大总管，遂迁居杭州钱塘县太平里，故史载于谦为浙江钱塘人。祖父于文明洪武年间任工部主事，父亲于彦昭隐居家乡钱塘不仕。
于谦少年时期刻苦读书，志向高远。他敬仰文天祥的气节，悬文天祥画像于座位之侧，几十年如一日。7岁时，有个和尚惊奇于他的相貌，说：“这是将来拯救时局的宰相。”
8岁时，于谦穿着红色衣服，骑马玩耍。邻家老者觉得很有趣，戏弄他说：“红孩儿，骑黑马游街。”他应声而答：“赤帝子，斩白蛇当道。”下联不仅工整，而且还显露出他非同寻常的气势。
于谦自青年时代就胸怀天下，立下来宏伟的志愿，决心舍弃一己之私，成就千秋事业。16岁的时候，写下了脍炙人口的《石灰吟》：
千锤万凿出深山，
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浑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间。
以石灰自喻，咏自己磊落的襟怀和崇高的人格。
儒家的重义轻利思想，对于谦产生了极大影响。对于义，于谦认为名节是人最可宝贵的，“名节重泰山，利欲轻鸿毛”，“但令名节不堕地，身外区区复何求”。
于谦曾做《北风吹》诗写道：
北风吹，
吹我庭前柏树枝。
树坚不怕风吹动，
节操棱棱还自持，
冰霜历尽心不移。
况复阳和景渐宜，
闲花野草尚葳蕤，
风吹柏枝将何为？
北风吹，能几时！
勉励自己要像柏树一样不畏风暴冰霜，自持节操，经得起任何磨难。对于利，于谦认为金钱之利会使人败坏，“钱多自古坏名节”，凡是贪图钱财之人，都会“千载遗腥臊”，“国法纵未及，公议安所逃”。因此，“大节还须咬菜根”，要清心寡欲，生活简朴。他一生正是一丝不苟地这样要求自己，即使身居高官，也从未丝毫放纵。
公元1421年，23岁的于谦进士及第，步入仕途。公元1426年，即宣德元年，汉王朱高煦在乐安州起兵谋反，于谦随明宣宗朱瞻基亲征。于谦被任命为御史，等到朱高煦投降之时，宣宗让于谦数落他的罪行。
于谦义正词严，声色俱厉，朱高煦在这位御史的凌厉攻势下，被骂得抬不起头，趴在地上不停地发抖，自称罪该万死。宣宗大悦，当即下令派于谦巡按江西。在江西任职期间，于谦平反数百起冤狱。
公元1430年，即宣德五年，宣宗知道于谦可以承担重任，当时刚要增设各部右侍郎为直接派驻省的巡抚，于是亲手写了于谦的名字交给吏部，越级提升他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
于谦在到任之后，轻装骑马走遍了所管辖的地区，他访问百姓，考察当时各项应该兴办或者革新的事，并且立即上书。他一年上书几次，稍有水旱灾害，便马上上报。
公元1441年，即正统六年，于谦上书说：“现在河南、山西都积蓄了数百万斤粮食，请在每年三月份时，令府、州、县报上缺少食物的下等民户，然后按份额支给他们粮食，先给豆类和高粱，其次给小米和麦子，最后给稻谷，等秋收后偿还。因年老有病或因贫困而不能偿还的则给予免除。州、县官吏任期已满应当升迁的，如果预备粮不足，不能离任，还要命令风宪官经常监察。”皇上看后下令施行。
河南黄河沿岸，经常被洪水冲开缺口。于谦便下令加厚建筑堤坝，每个乡里都要设亭，亭设亭长一职，责令其督率修缮堤坝。同时又命令百姓种树挖井，结果当地的榆树和柳树种满了道路两旁，行人也不再受到口渴之忧了。
大同孤立在塞外，而塞外又盗匪多行，安抚山西的官员常常无法到达，于谦就请示朝廷另设御史来治理。又把镇边将领私人开垦的田地全部收为官家屯田，以资助边防开支。他的恩威远为流行，太行山的盗贼为此而不敢露面。
正统年初，杨士奇、杨荣、杨溥主持内阁朝政，都很重视于谦。于谦所奏请的事，早上上奏章，晚上便得到批准，都是“三杨”主办的。
到了“三杨”去世，太监王振开始掌权，他作威作福，肆无忌惮地招权纳贿。百官大臣争相献金求媚。每逢朝会期间，进见王振者，必须献纳白银百两；若能献白银千两，始得款待酒食，醉饱而归。
而于谦每次进京奏事，从不带任何礼品。有人劝他说：“您不肯送金银财宝，难道不能带点儿土产去吗？”于谦潇洒一笑，甩了甩他的两只袖子，说：“只有清风。”
后来于谦入朝，推荐参政王来、孙原贞。通政使李锡逢迎王振的指使，弹劾于谦因为长期未得晋升而心生不满，擅自推举人代替自己。把他投到司法部门，被判处死刑，关在狱中三个月。
后来百姓听说于谦被判处死刑，一时间群民共愤，联名上书。王振便编了个理由给自己下台，称从前也有个名叫于谦的人和他有恩怨，说是把那个“于谦”和被关起来的于谦搞错了，才把于谦放出来，降职为大理寺少卿。
山西、河南的官吏和百姓俯伏在宫门前上书，请求于谦留任的人数以千计，周王、晋王等藩王也这样上言，于是又令于谦为巡抚。当时山东、陕西的流民到河南求食的，有二十余万人，于谦请求发放河南、怀庆两府积储的粟米救济；又奏请令布政使年富安抚召集这些人，给他们田、牛和种子，由里老监督管理。
明英宗朱祁镇即位时，他被任命为兵部侍郎兼巡抚河南、山西都御史时，年仅33岁。这一职务是正三品，在当时很显贵，但于谦丝毫不改其朴素俭约的本色。
于谦上任时，行李简单，坐乘普通的骡车，既无锣鼓旗仗，又无卫兵仪从，不知情的人根本不会想到他就是巡抚大人。上任后，无论是明察，还是暗访，皆轻骑而行，摒弃那种前呼后拥，鸣锣开道，煊赫威势的官场习气。
在当时，太监王振把持朝政，勾结内外贪官污吏，擅作威福。那时，外地官员进京，必须馈送重金厚礼，不然，轻则办事困难，障碍重重；重则降职免官，甚至下狱遭殃。对此，于谦从不趋炎附势，从不随波逐流。他在外地做官，每次进京，从不带任何行贿之物，只带随身行装。
一次，于谦的一位好心的朋友劝他说：“你不带金银入京，带点手帕蘑菇之类的土特产品送一送也不妨嘛！”
于谦明白，带点儿土特产进京赴任，不至于见了上司两手空空太难堪，这是下属出于对自己的一片好意。然而他还是禁不住大笑起来，然后举起袖子说：“谁说我没有带东西呀？你看，我这不是有两袖清风吗！”
为此，于谦还作了一首《入京》的诗以明心志。诗写道：
绢帕蘑菇並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诗的意思是说：蘑菇、绢帕和线香是供人们使用的，如果都被当官的拿去讨好了上司，就会给老百姓的生活所需带来困难。还是清廉自重一些吧，省得让老百姓戳脊梁骨。
权大气盛的王振一伙，当然不会放过刚正不阿的于谦。有一年，于谦入京奏事，因身体不适，顺便荐举别人代为巡抚。王振乘机唆使爪牙，诬告于谦因长期得不到升迁而心怀怨愤，将他判以死刑。
河南、山西百姓得知此事非常不满，纷纷进京上书抗议，强烈要求释放于谦。连河南、山西的几个藩王也纷纷要求释放于谦。
面对民愤，王振骑虎难下，借口因姓名相同抓错了人，把被关押了三个月的于谦放出来，官复原职。
于谦把钱财看得轻如鸿毛，从不聚敛，廉洁自守。他的俸禄，用在自己身上的极少，常常用以救济贫穷亲朋。平时自奉俭约，衣不锦绣，食不兼味，从不铺张浪费。
当时达官贵人把生日看得极重，要大肆庆贺。但于谦过生日，却谢绝一切贺客，拒收任何礼物，常常是独坐静思，反省自己的政务，激励自己。
1449年，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大举进犯。宦官王振鼓动明英宗御驾亲征，于谦力谏不果，结果明军行至土木堡，即今河北省怀来，被瓦剌军队追赶上来团团围住。两军会战，明军全军覆没，王振被部下杀死，明英宗被瓦剌军俘虏。
明英宗在土木堡被俘，京师大为震惊，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有人提议应当迁都南京，这时，留守兵部主持工作的于谦厉声说：“主张南迁的，该杀！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一摇动，国家大计就完了。难道诸位忘了北宋南渡的事吗？”
郕王朱祁钰见情势危急，升于谦为兵部尚书，负责保卫北京。于谦为了挽救明王朝危亡，不顾个人安危，亲自督战。经过激战，迫使也先讲和，最后送回明英宗，并向大明朝贡。
于谦功劳卓著，贡献无比，声望大增，被誉为“救时宰相”。但于谦从来口不言功，行不倨傲，对子女也严格要求。
于谦自从土木之变以后，发誓不和敌人共生存，经常住在值班的地方，以便随时掌握外敌动向。他性格很刚强，遇到有不痛快的事，总是拍着胸脯感叹说：“这一腔热血，不知会洒在哪里！”
于谦一向有痰症病，明景帝朱祁钰派太监兴安、舒良轮流前往探望。听说他的衣服、用具过于简单，又下诏令宫中造了赐给他，所赐东西甚至连醋菜都有了。明景帝还亲自到万岁山，砍竹取汁赐给他。
有人说皇帝太过宠爱于谦，兴安等说：“于谦日夜为国分忧，不问家产，如果他去了，让朝廷到那里还能找到这样的人？”
公元1453年，总兵官石亨因战功被封世侯，他自觉功不如于谦，反而赏赐重，便上书明景帝，荐举于谦儿子于冕为府军前卫副千户，以示奖功赏绩。
于谦得知后，责备石亨说：“身为大将，没有听说举荐一位隐居贤士，提拔一名行伍中地位微贱的能人，反而单单举荐我的儿子，这能让大家服气吗？”明确表示应赏赐有军功之人，杜绝侥幸心理，绝不敢让自己的儿子滥冒军功。
一天，明景帝召见于谦，问道：“众臣为你请功，你以为如何？”
于谦恳切地面辞说：“国家多事，做臣子的不应考虑自己的私利，请皇上不必多虑！”
但明景帝还是批准了石亨的奏疏，于谦只好回家勉励于冕，要“砥砺气节”，勤于政务，不负朝廷奖勉之意。
于谦一心为国，一生清廉，虽身居高位，却向来不置家产，连自家所住房屋，也极为普通，常被人们认为是普通百姓之家。
他曾作诗说：“小小绳床足不伸，多年蚊帐半生尘。官资已极朝中贵，况味还同物外人。老圃松筠随处好，名园桃李随处新。公余只合凭书卧，座上何须有大宾。”
明景帝见他家居简陋，赐给他一所宅第。他推辞说：“国家多难，臣子何敢自安？”明景帝不允，他不得已而接受，但把皇帝前后赐给的玺书及其他物品都存放于正屋中，而他仍住旧屋偏房。
于谦59岁那年因遭诬陷后被害，朝廷派人抄家，发现他家里没有一点私财。抄家者见正屋紧门闭锁，认为钱财藏其内，打开一看，原来都是放着明景帝赐给他的蟒袍和剑器。
于谦为官30余年，先后任过山西道监察御史、兵部右侍郎兼河南、山西都御史、兵部左侍郎兼巡抚、兵部尚书等职。他一身正气，重节轻利，两袖清风，廉洁正直，平反冤狱，救灾赈荒，深受百姓爱戴。
于谦一生为官，面对社会责任与个人利益冲突，敢于担当责任，不计个人得失的“义”，践行了他年轻时立下的“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诺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