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68年，即洪武元年，明朝建立后，一直都在推行严刑峻法。公元1374年，即洪武七年，明朝正式颁布了《大明律》。这部记录了606条法规的书籍，相比于唐、宋、元时的律条，写得更加详尽严峻。
即使是这样，朱元璋抛开既定法规，又先后颁布了《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续》《大诰武臣》等律条。这些法外之法，大都是朱元璋独出心裁的产物。有了法外之法，还有法外用刑，因此增添了许多酷刑。朱元璋始终认为，在治理乱世时必须要使用重刑，才能够让不法之人感到惧怕。
朱元璋意识到对皇亲国戚的保护还是不够，因而他强调推行“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那一套儒家礼法。对于皇后家、皇妃家、东宫太子妃家、王妃家、郡王妃家、驸马家以及公侯之家，除了谋逆大罪一律不赦外，其他方面如果犯了罪，则由皇上谅情裁决，其真意无非就是宽大赦免。
公元1397年，即洪武三十年，朱元璋又重新颁布了《大明律》，对73条较重的量刑标准进行了更改。几个月以后，他又将原《祖训录》加以修订，改称为《皇明祖训条章》。朱元璋在谈到汉代吕氏专权的教训之后，又再次进行重申：
以后不许设立丞相，不许后妃干政，不许太监干政，后世敢有改变祖训者，以奸臣论处！
与此同时，朱元璋再次劝诫诸藩王，一定要与皇帝同心同德，以护卫大明江山，并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后来，朱元璋又对儿子们的不安分，表现出了忧心忡忡。所以，他不厌其烦地以“妄窥大位者，无不自取灭亡”相威胁。
朱元璋对法制极为重视，这也是源于历史与现实方面的两个原因。第一，鉴于元朝灭亡的教训，法制不立，纲纪废弛；第二，是维护明朝统治的需要。
朱元璋在建立明朝之前就开始着手制定法律了。早在公元1364年，即至正二十四年，朱元璋被拥立为吴王后，即建置百官，一个新王朝初具规模，立法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朱元璋明确指出建立新秩序，必须要有法可依。
朱元璋调动和组织大批官员制定法律始于1367年。这年10月，朱元璋命中书省以《唐律》为蓝本，着手制定律令，即《明律》，也称《吴元年令》。以左丞相李善长为总裁官，另以杨宪、刘基、陶安、徐本、范显和文原吉等20多人为议律官。
朱元璋遂发谕令，明确了立法原则：“立法贵在简当，使言直理明，人人易晓”，“务求适中，以去繁弊”，“法网密则无大勇，法密则国无全民”，等等。当年十二月初，《律令》一书编成，内容以《唐律》为标准，适当进行了增减，最后改定，共计285条。朱元璋下令，将此律令刊布公众，并颁之各个郡县。
为使百姓明理及通晓民间所行事宜，又编成了解释律令的《律令直解》一书。公元1368年，又进行了修订和完善，朱元璋亲自进行增删。洪武六年，先颁布《律令宪纲》，后又下诏刑部尚书刘惟谦详定，篇目皆以《唐律》为准。
最后，朱元璋进行亲自主持，每成一篇，则命揭示墙壁上亲自裁定，直到翰林学士宋濂写《表》进呈，方命令颁行，这就是著名的《大明律》。其全律总计606条，被分为36卷。其中与人民生活有关的部分朱元璋以口语通俗的形式写出，称作《律令直解》，目的是使百姓都能看得懂，使之家喻户晓。
但是，朱元璋修订法律的活动并未至此而结束。在洪武九年，朱元璋又命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广洋等人以“务合中正”的要求，重新更正《大明律》13条；在洪武二十二年，朱元璋命翰林院同刑部官员，根据历年所增者，再次修订《大明律》，并将《名例律》冠于篇首。至此，总共确定为30卷，共460条。后来经过皇太孙的请求，朱元璋又命令改定为73条。
朱元璋为了把《大明律》推广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为早日革除元朝的徇私灭公的恶习，洪武十八年，他又编成《大诰》，也称《御制大诰》，次年又编《续编》《三编》，内容都是官民犯法的记录，惩治贪官的备案。
《大明律》颁布之后，朱元璋要求所有臣民都要熟读，学校还要把它作为教材使用，每家每户也都要持有，如果家中有一本《大诰》，要是犯了罪，便可以减刑一等；如果没有，那就要加刑一等。一时间全国讲读《大诰》的师生到京城入朝的竟达19万人之多，皆得赐钞钱而返。
由此可见，这种做法，既起到了传播律令的作用，又使全国臣民驯服地在君主制下生活。同时，朱元璋要求司法量刑治罪“只依律与《大诰》为准”。《大诰》罗列罪行有千余条，而且为了达到以重刑来威慑臣民的目的，它又具有法律效力。1397年，《大明律》《大诰》最后编成，并成为定型本，终明之世未曾修订。
形式上《大明律》的制定是以《唐律》为参考标准的，但从其内容来看并不如此，在量刑上大都比《唐律》重。如臣民以“十恶”定谋反、“谋大逆”等罪时，不分主、从，一律凌迟处斩。《唐律》在量刑上要分犯罪的不同情节，而《大明律》则没有区分；在年龄上，《唐律》规定15岁以下不处死罪，而《大明律》则没有这种区分。由此可见，明朝的法律更严厉一些。
朱元璋亲自主持和参与制定的明朝律令，尤其是《大明律》，经过数十年的酝酿创制修订，最后定型颁布天下，真可谓“日久而虑精”。它是我国封建社会一部比较完善的法典，也是承前启后的法典。条例简而概，精神原则严谨，是以封建小农经济为基础的法典代表。它的影响不仅是当代及其后的清朝，甚至还远到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
朱元璋不断地对执法官员们进行告诫：执法就像射大鹄一样，必须要掌握好弓箭才能够射中。维护好社会秩序，维护好统治才能够得民心，这就必须要振纲纪、明法度。朱元璋认为有了法律，就要维护法律的尊严和威信。
朱元璋在即位之前，攻占浙江金华时就下令禁酒。但是，很多地方却没有认真执行，特别是一些官员更视其为儿戏。此时，带头违犯的正是朱元璋身旁第一员大将胡大海的儿子。
当朱元璋知道胡大海的儿子带头违反命令时，便下令将他逮捕，还要军法从事。而当时胡大海正在领兵征越，有人为了不惊动胡大海，奏请免杀其子。可是朱元璋却坚决不答应，他说道：“宁可使大海叛我，不可使我法不行。”所以亲手杀了胡大海的儿子。
这个消息传出后，全境震惊。从此，朱元璋所颁布的一切法令，再不敢有人轻视了。经过几个月的整顿建设，金华被治理得逐渐趋于条理化，朱元璋和他的军队在浙西的声望和影响也越来越大了。
朱元璋强调审讯主持公道，平和宽恕。除非大逆不道才能定罪，百姓犯罪不得连坐。同时，对平民百姓要体现平恕、重亲情和人性的原则。
公元1368年，即洪武元年，朱元璋北巡，刘基和李善长则留守京师。刘基的责任是督察奸恶，以肃清京城。这时，中书省都事李彬犯了法，刘基立即将他逮捕并治了罪。李彬求李善长替他说情，以此来免其处罚，刘基不同意，反而以天旱不下雨，如果杀了李彬天必降大雨为说辞杀了李彬。
朱元璋回到京城后，发现怨恨刘基的人越来越多，因而找了个借口，送刘基回老家去了。由此事也可以反映出，朱元璋对刘基的执法严苛是不完全赞成的，他再三强调执法者主持公道，但是要做到宽严相济。
朱元璋为使执法得以“平恕”，彰显法律的公允，他发旨采取了以下四项措施：
其一，为使人民有冤得申，在皇宫的午门外设置了“登闻鼓”。规定：凡民间词讼得不到申理，或者有冤不能前来者，均准许击登闻鼓，监察御史须立即奏报，敢阻止者死罪。一旦有犯人不得申冤或提什么建议的，有特殊的情况，朱元璋仍予以通融。
其二，警告人民避免犯法。朱元璋有令，要在府州县及其乡之里社立申明亭，张榜公布当地严重触犯刑律者的罪过及姓名，使人有所警戒，“以开良民自新之路”。
其三，朱元璋亲自审案宽释。洪武二年，监察御史谢恕巡视松江，以“欺隐官租”罪名逮捕了190多人到京师，其中多数人喊冤枉，治书侍御史文原吉等上奏了此事。于是朱元璋命召数人亲自审问，了解了实情，原来纯属是冤案。
其四，提倡“明刑慎罚”。朱元璋不是无原则地放宽行刑，而是求其轻重适宜，强调“明刑慎罚”，即把犯罪事实弄清楚，处罚时也要慎重。
朱元璋认真地依法行事，虽然有些罪犯得以宽释，但最终判决有罪的人还是特别多的。作为一朝的当政者，为了维护明朝的专制统治，总的来看是极其残酷的。
此外，朱元璋还采取了劳教犯人的措施，就是不把犯人囚禁于监狱中，而是通过劳作治罪、教诲。被劳教的犯人有戍边免死的普通商民和获罪的官吏等等。如发临濠屯种的一罪犯，原是在两广戍边；有的施以酷刑以外，继续劳教；有的赴京师筑城，劳教表现好的可再被起用。
公元1374年，即洪武七年，有一批在凤阳劳教的官吏，“已历艰苦，必能改过”。后来，经过选拔有149人至京师“各授职有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