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68年，即洪武元年正月的新年的伊始，在应天城内将举行隆重的登基大典，一个新王朝即将在这里诞生。飞雪报春形势喜人，一派欢歌笑语回荡在应天城内。
建国在即，新帝登基的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李善长率文武百官奉表劝进朱元璋为帝，朱元璋认为此等大事不能潦草行事，应当按着礼仪办理。
公元1368年，即洪武元年正月初四，朱元璋即皇帝位，定国号大明，建元洪武，建都应天，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盛大的王朝宣告建立了。其实，大明这一朝代名号的决定，事前曾经经过长时间的考虑。
历史上的朝代名称，都是有其特殊意义的。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用的是初起时的地名，如秦朝和汉朝；第二类用了所封的爵邑，如隋朝和唐朝；第三类用的是特殊的物产，如辽和金；第四类用的是文字的含义，如大真和大元。大明不是地名，也不是爵邑，更非物产，它应该被归结到第四类。
大明这一国号出于明教。明教有明王出世的传说，主要的经典有大小明王出世经。经过了五百多年公开的或秘密的传播，明王出世成为民间所熟知所深信的预言。这传说又与佛教的弥勒降生说混淆了，弥勒佛和明王成为二位一体的人民救主。
韩山童自称为明王起事，败死后，他的儿子韩林儿继称小明王，西系红巾军别支的明升也称小明王。朱元璋原来是小明王的部将，害死小明王后继之而起，国号称为大明。据说这一提议是刘基提出的。
朱元璋的部下分为红巾军和儒生两个系统，这一国号的采用，使两方面人都感觉到满意。就红巾军方面来说，大多数都起自淮西，因此受到了彭莹玉的教化，其余的不是郭子兴的部属，就是小明王的余党，是天完和汉的降将，总之，他们都是明教徒。
国号大明，第一是表示了新政权还是继承小明王这一系统，所有明教徒都是一家人，应该团结在一起，共享荣华富贵。第二是为了告诉人们“明王”在此，不必痴心妄想，再搞这一套花样子。第三是为了使人民安心，本本分分地来享受“明王”治理下的和平合理的生活秩序。
就儒生方面来说，固然是和明教无渊源的，和红巾军处于敌对地位，用尽心机，劝诱朱元璋背叛明教，遗弃红巾军，暗杀小明王，另建新朝代。可是，对于这一国号，却用了儒家的看法去解释。“明”是光亮的意思，是火，分开是日和月，古礼有祀“大明”朝“日”夕“月”的说法，千百年来“大明”和日月都算是朝廷的正祀，无论是列作郊祭或特祭，都为历代皇家所看重，儒生所乐于讨论的。而且，新朝是起于南方的，和以前各朝从北方起事平定南方的恰好相反。
再拿阴阳五行之说来推论，南方为火，为阳，神是祝融，颜色赤，北方是水，属阴，神是玄冥，颜色黑，元朝建都北平，起自更北的蒙古大漠，那么，以火制水，以阳消阴，以明克暗，不是正合适吗？再说，历史上的宫殿名称有大明宫、大明殿，古神话里，“朱明”一词把国姓和国号联系在一起尤为巧妙。因此，儒生这一系统也赞成用这一国号。
可见，同意使用大明这一国号，也是出自于不同的思想。一些人是从明教教义上，而另一些人则是从儒家的经说上，因而使得他们最终都认为这是最合适的称号。
10天之前还是连日的雨雪交加，可是到了正月初四，忽然云开雪停了。这天一大早，只见整个天空都被朝霞染得通红。北风匿迹，树梢轻摇，近半个月的冷风阴霾一扫而空，一轮红日喷薄而出。新修的皇城和铺上雪毡的大地，到处蒙上了一层吉祥的金黄色，使节日里的都城显得分外辉煌灼目。
朱元璋梦寐以求的盛大节日终于到来了，应天城沉浸在欢乐吉祥的气氛之中。家家张灯结彩、清扫门庭。千年古都金陵要以崭新的面貌，迎接新皇帝登基大典。
时辰已到，祭仪开始。首先是柴祭迎神。朱元璋焚香后，率众臣集体叩拜，然后宣读祭天祝文。祝文宣读完毕，朱元璋率众臣饮祭酒、吃祭肉。然后进入送神阶段：坛上燃起大火，将玉帛埋于地下。朱元璋率众臣一齐跪到地上，仰望长天，注目送神。至此，祭天仪式宣告结束。
其次便是皇帝即位的时刻，只听李善长率领文武百官，向北跪拜，齐声呼喊：“恭请大明皇帝升座。”
这时，只见朱元璋换上绣有日月山川图案的衮服，头戴平顶冠冕，迈着方步从后面缓缓走了出来。朱元璋来到祭坛中央，在大红飞金龙椅上款款落了座，他俯视跪在地上的文武百官，神色庄严。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百官山呼万岁，行三跪九叩大礼。朱元璋正式登基了。此时的朱元璋恍如在梦中，只见他端坐在龙椅上一动不动，两行热泪潸然而下。祭天大典一结束，洪武皇帝朱元璋便带领诸子及众大臣，去新落成的太庙祭祀先人。
登基大典的第三步是金殿受贺，朱元璋登上御辇返回奉天殿后，正式接受百官的朝贺。按着规定的礼仪程序，由中书省左相国、宣国公李善长等率文武百官上表庆贺，表文中颂扬了朱元璋的辉煌功绩和无量的功德，当今为皇帝实属人心所向，定开太平于万世。
朝贺完毕，朱元璋命李善长奉表册立马氏为皇后，立世子朱标为皇太子，以李善长、徐达为左、右丞相；所有功臣宿将都加官进爵；皇族不论活着的还是死去的全部都封为王；对外戚进行追封，包括皇外祖、皇后之父母等封为王。至此，登基大典全部结束。朱元璋成了君临华夏神州的大明朝洪武皇帝。这一年，他41岁。
新朝开基，百废待兴。朱元璋告诫功臣们不要持满骄纵，当务之急还是战争，此时，朱元璋把目标转向了北方。大将军徐达将元军在山东的最后一个据点乐安收复之后，继续挥军向汴梁进发。
公元1368年，即洪武元年五月二十一日，大明皇帝的车驾到达了汴梁。朱元璋抚慰有功将领、慰问士兵，同时他也考察了地理和民情。私底下朱元璋单独向徐达征求了下一步北征的方略。
朱元璋在汴梁期间，除了指挥北伐战役，还游览了大相国寺、黄龙寺、宋代铁塔等名胜古迹。他在汴梁逗留了两个多月。七月二十三日，才起驾返回应天。
与此同时，虽然元顺帝已经逃跑，但是“元亡而实未亡耳”，攻占元都后的明王朝仍然受到元朝残余势力的威胁。元顺帝居于上都，保有完整的统治机构；元将李思齐拥兵陕西，扩廓帖木儿以强悍“骑兵十万、步卒倍之”据有山西，并且不时地对内地进扰；元太尉纳哈出屯兵20万于金山，这就形成北方元残余势力三路钳制明军的形势。
已在明朝控制下的地区由于久罹兵革，也多是无人之地，再加上各地水旱灾害不断，人民的生活还是无着落，各种形式的反抗活动也仍时有发生。
朱元璋是从起义中推翻了元朝而建立大明的，因此他清楚地知道，农民起义是灭亡一个封建国家的重要力量。明朝建立后，一旦出现了农民起义的情况，朱元璋就会坚决地进行镇压，实际上这已经纳入朱元璋的总体统治之中了。
那是在公元1368年，即洪武二年十一月，真州人王昭明联合18人进行起事，朱元璋镇压后只把王昭明给杀了，释放了其余的人。那是在洪武三年六月，又爆发了陈同起义，这次起义是大明建国后最先与官军展开激战的农民斗争。泉州惠安人陈同起义后攻向永春、德化、安溪三县，姚得和龚胜等率兵进行镇压。
陈同进行了顽强的抗战，姚得和龚胜等所率官军失利。当时驸马都尉王恭镇福建，听到此事后便亲自率领精兵进行讨伐，最终，陈同被捕遭斩，其余败军统统投降。
大约从1373年开始，随着明朝统治的巩固，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朱元璋所代表的统治阶级中，越来越多的人利用其经济和政治手段压迫剥削广大劳动人民，以致发生了多起人民的反抗斗争。起义次数也是明显地增多，地区也遍布南方和北方，中原与边疆。在此时，发生过湖广罗田县王佛儿起义、福建古田县山民起义、房州段文秀起义等多起起义事件。
在这些起义中，有的是因为天灾困苦引起的，有的则是因为贪官污吏所逼引起的，但后者显然更为严重。当时的山西汾州，因旱灾严重朝廷早已下令免民租，但是本地的一些官僚却仍然进行征赋。由于这种现象不断地出现，从而激起了农民起义的爆发。
对于连续不断地出现农民起义，朱元璋感到有些不耐烦了，于是，他便借着江西的一桩利用宗教起义事件，大肆议论，说人民有“厌居太平好乱者”，也就是说，在这样的政治和谐下，也会出现一些作乱的人，而他统治下的明朝军队，其作用正是对内镇压犯上作乱的人，对外则是防御侵略的。
对统治阶级压迫剥削产生的严重不满，激起了来自社会最底层人民渴望通过反抗斗争得到平等的意愿。这不仅是广大人民的追求，即使是朱元璋，他从维护明朝长治久安的立场出发，也会予以关注。朱元璋也看到了官军迫害人民，把群众逼上了梁山的事实。
透过不断出现的农民起义，朱元璋看到了贪官污吏是害军害民的罪魁祸首。不断出现的人民的起义斗争，是受到贪官污吏的压迫与剥削后发生的。这样，为了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就要与贪官污吏进行长期的斗争。但是，朱元璋并不会因此就会原谅起义的人民，他仍然坚持着镇压一切反抗的斗争。
统治国家的官吏和保卫安全的军队反成了祸乱之源，这绝非是朱元璋的心愿。他的理想是要在和平时期保持常规军队，以备不时之需。同时在面对上述形势问题上，为了迅速取得和稳定对全国的统治，他在继续完成对全国的统一事业的同时，也在采取措施恢复和发展生产。
八月十五日，大将军徐达、副将军常遇春、右副将军冯胜、偏将军汤和、平章杨璨等，统率大军西取山西。常遇春率军南下取保定、真定，然后自娘子关西进。冯胜、汤和自河南府渡黄河取怀庆，自南向北攻取泽州、潞州。
十一月中旬，元将扩廓帖木儿遵照元主自开平发出的指令，从太原出雁门关，经居庸关进攻北平。扩廓帖木儿来到怀来后得报太原告急，他又急忙掉头回去支援。当扩廓帖木儿到太原时，部将豁鼻马早已经被明军策反了。
十二月的一天深夜，城内突然多处起火，同时四门洞开，常遇春率部呼啸而进。扩廓帖木儿在十八名亲兵的护卫下，骑马夺路逃走，常遇春一直追击到忻州方才收兵。扩廓帖木儿逃向了甘肃。太原城顺利到手，豁鼻马以下四万余众，全部归降，山西一举平定。
公元1369年，即洪武二年三月，大军渡过黄河进入陕西作战，守将李思齐远奔临洮，张思道据守庆阳不敢出击。由于庆阳城防坚固，攻击比较困难，于是徐达采取了困而不打战术，偏师围困庆阳，主力西击临洮，守将李思齐被迫投降，张思道得知临洮失守，逃到了甘肃投靠扩廓帖木儿。他弟弟坚守庆阳被困三个月后，终于被攻下。至此，陕西的全部地区也被平定了。
同年四月，朱元璋命副将军常遇春率偏将军李文忠出师塞北，攻打元朝老巢开平。六月开平顺利被攻破，元顺帝逃往和林，常遇春追逐了数百里才收兵。可是，在回军的途中，常遇春猝然病死，年仅40岁。常遇春勇猛无畏，战功赫赫，不愧是一员虎将。
扩廓帖木儿败退西北后，依然打着元顺帝的旗号不断在边境进行侵扰。1370年，朱元璋任徐达为征北大将军征讨扩廓帖木儿。大军兵分两路，同时出击：徐达出潼关，自西安捣定西，直击扩廓帖木儿；李文忠则北出居庸关，向和林进击，追歼元顺帝。
四月初八，在甘肃定西县北沈儿峪，徐达大败扩廓帖木儿，扩廓帖木儿仅携眷属等少数人北遁和林。大明军威远震西疆，河州以西，吐蕃、朵甘、乌斯藏等部落皆望风归附。
四月二十八日，51岁的元顺帝妥欢帖木儿，在仓皇北逃中死于和林以北的应昌，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嗣位。后来，大将李文忠进攻应昌，元嗣主仓皇北逃，五六万人被俘。至此元朝的残余势力受到了致命的打击，接近了灭亡状态。洪武三年十一月初七，征虏大将军徐达、左副将军李文忠凯旋班师回朝，朱元璋亲自到龙江关迎接慰问。十一月十一日，朱元璋驾临奉天殿，举行庆功盛典，由太监宣读了封爵行赏圣旨。
公元1371年，汤和灭夏后又平定了四川。1375年，扩廓帖木儿的死使北元势力进一步削弱。1381年，傅友德灭元梁王势力，平定了云南，至此明朝巩固了在北方和南方的统治。
公元1371年，即洪武四年，明军曾从海上进兵辽东，占领了辽阳以南地区。公元1387年，即洪武二十年，冯胜率军从陆路进击纳哈出，纳哈出大败后投降，辽东遂全部平定。朱元璋从建国至平定辽东，前后用了二十年的时间，至此终于完成了明朝的统一大业。
第二天，李善长、徐达率领文臣武将进宫谢恩，朱元璋在华盖殿接见了他们。赐坐之后，朱元璋谦逊地说道：“今天成就一统之业，都是各位爱卿的功劳呀！”
徐达等将领赶忙起身跪地叩头，齐声说道：“臣等起自田垄，风云际会，有幸追随陛下。每次征战，无不是遵循陛下的胜算。用兵次第，如以掌运指，待战事结束，竟至不差毫分。这是天赐皇上圣智，非臣愚等之所及。”朱元璋掩饰着得意，手捋疏须，嘴角上提。
然后，朱元璋对于征战杀伐，滔滔不绝地作了不容辩驳的总结。毋庸置疑，经过十多年的学习磨炼，朱元璋已经成长为一位杰出的战略指挥家。
但是，对于朱元璋把大明江山的统一，完全归结于自己的英明决策，却有了贪功之嫌。由此可见，谋士刘基、陶安等人的运筹帷幄之力，将士们的流血牺牲之功，也只不过是他在嘴上说说而已了。在朱元璋的心里，臣下们的智慧功劳也已经变得越来越淡了。
从此以后，谁敢对荣膺天命的洪武皇帝朱元璋产生半点怀疑或者是腹诽，那就无异于犯上作乱、自寻死路，他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洪武皇帝的独裁和残忍在刚登上宝座便露出了端倪。但此时的文臣武将们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们只看到了新皇帝励精图治的勤勉与忧思。
朱元璋在励精图治的同时，还在不断地提高自身的修养。朱元璋认同传统道德规范的过程，是他与知识分子交流学习传统典籍的过程。这一认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不仅是朱元璋个人思考的需要，而且也是他做了皇帝之后，成为了社会的需要。
朱元璋身为皇帝，他认为人能够修身是一种良好秩序的开端。朱元璋并不直接谈论自己修身的心路历程，而往往是以典范的面貌展示给他的官员们。
公元1376年，即洪武九年，在面对新上任一批省级地方官员时，朱元璋在讲话中再次大谈修身意义。他说：“圣贤们所讲道理，无非率性修道而已，人若能终身以此为准绳，一定会受用不尽。有人从小并不知道事物是非曲直，但是长大后仍能做到孝敬父母、关爱兄弟，这便是人与生俱来的善良天性。如果能够循着这一道理做下去，即为率性之道。一个人做好事，而其他有志者效仿他，这便是修道之教。推广此意，有什么好事做不成呢？你们这些地方长官只要努力做，就会永远保住官职。”
朱元璋多次对大臣们表达自己正心、诚意态度和价值观念。他说：“君主应该谨慎看待嗜好，不受外界诱惑，如同明镜止水，正可以鉴照万物，否则便似镜子蒙垢，水中有渣，自身昏暗不清，又如何照物？”
朱元璋始终都认为，人都有喜好，问题在于你所爱好的是什么。譬如，国君爱贤才，则大臣中多为有才干者；国君喜欢正直的人，则左右亲近无奸佞小人，这样国家才有希望。如果喜好失当，势必造成“正直疏、邪佞进”的局面，如果到了这个时候要想再治理好国家那就太难了。所以他表示君主能否正心、修身，与国家的治乱是息息相关的。
朱元璋曾对群臣坦陈己见，他说：“智力虽然足以使人取得天下，但不足以获得人心，我每次回忆起这句话，总是通宵难以入眠。静观往事，无不如此。当初我起兵的时候，论智谋不如张士诚，论实力不如陈友谅，但是我对他们完全以诚相待，从未使用欺诈的手腕，所以他们最终败在我的手下。我想，人的智力总有穷尽和不及的时候，唯有至诚，别人才能真的信服你。”
有一次，朱元璋到东阁，翰林待诏朱善等人在场，朱元璋再次就人应有的品德发表了看法。
朱元璋说道：“一国之君，如果以天下之好恶作为自己的好恶，处事就会公正；以天下的知识作为自己的知识，就能够明达。人的天性就是爱自夸，爱说别人的错误。君子则不然，君子扬人之善，不自我吹嘘，君子能够原谅他人的错误，而待己却是十分地严格。”
朱元璋还一再提倡诚心对待万物，他说：“对待世间万物，都不要简单地用眼睛或耳朵去观察感受，唯有用心感悟，才能认清复杂的事物，万万不能凭借智力，以为靠天生的聪明就能够成功，其实，诚心才是真正有效的处世之道。”
当然，朱元璋在谈及君主“修己”时，其实带着很强功利主义色彩。他要求全国官员正心、诚意、修身，也是为了有效地维护大明政治社会秩序而采取的一种有效手段。他由修身为起点，推及治国平天下，以儒家“德治”的方法，实现对大明的有效统治。
现在，大规模的战争已经成了过去，接下来，朱元璋考虑得最多的便是如何巩固新王朝的政治统治和安抚九州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