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81年，隋朝的开国君主隋文帝杨坚就开始致力于佛教的推广。
杨坚出生在陕西大荔县般若尼寺，曾受到智仙尼的抚养，13岁时才回到家中，因此对佛教抱有感激崇敬的心理。他登基后首先下令修复毁废的寺院，允许人们出家，又令每户出钱营造经像。
同时，还下令朝廷缮写佛经，写好后分别收藏在寺院及秘阁之内。旨令一出，民间风从，一时之间，民间的佛经数量比儒家的六经要多出许多倍。
在建寺方面，隋文帝首先改周宣帝所建立的陟岵寺为大兴善寺，又下令在五岳各建佛寺一所，诸州县建立僧、尼寺各一所，并在他所经历的四十五州各创设大兴善寺，又建延兴、光明、净影、胜光及禅定等寺，据传，这一时间他所建立的寺院共有2792所。
在这些寺庙中，东禅林寺最为宏伟，它“驾塔七层，骇临云际，殿堂高耸，殿宇重深，周闾等宫阙，林圃如天苑；举国崇盛，莫有高者。”
在建塔方面，隋文帝曾保存有天竺沙门给他的佛舍利一包，即位后，他随即下令全国各州建立舍利塔安置佛舍利。这项活动共进行了三次，第一次是在仁寿元年，即公元601年，在他六十岁的生日六月十三日，隋文帝令全国三十州立塔，请名僧童真、昙迁等三十人分道送舍利前往安置。
仅隔一年，即公元602年，在佛诞日，隋文帝请名僧智教、明芬等分送舍利至全国五十三州入函立塔。
两年后的604年，也是在佛诞日，杨坚下令在三十州增设宝塔，请名僧法显、静琳等分送舍利。前后立塔110所。立塔所有费用，任人布施。
在造像写经方面，杨坚从登基的581年到仁寿末，即604年，共建造金、铜、檀香、夹纻、牙、石等像大小一万六千五百八十躯，修治故像一百五十万八千九百四十余座。
这期间，缮写新经十三万二千零八十六卷，校勘故经三千八百五十三部。此外，隋文帝在建国初年，仿北齐的制度，设置昭玄大统、昭玄统、昭玄都及外国僧主等僧官，以管理僧尼的事务。
他于开皇元年，即581年，授名僧僧猛为隋国大统三藏法师，587 年又命昙迁为昭玄大沙门统。地方僧官则设置统都、沙门都、断事、僧正等。
隋文帝积极提倡佛教义学，他下令以长安为中心建立了传教系统，选聘当时各学派著名的学者，集中在都邑，分众领导教学。
隋文帝的儿子隋炀帝杨广子承父业，继续在全国推广佛教。早在继承皇位前，为晋王时，杨广曾迎请名僧智顗为授菩萨戒，并尊称智顗为智者。
杨广为父皇隋文帝造西禅定寺，又在高阳造隆圣寺，在并州造弘善寺，在扬州造慧日道场，在长安造清禅、日严、香台等寺，又舍九宫为九寺，并在泰陵、庄陵二处造寺。
此外，又铸刻新像三千八百五十躯，修治旧像十万零一千躯，装补的故经及缮写的新经，共六百十二藏。还在洛阳的上林园内创设翻经馆，继续开展译经事业。
隋代的译经成就斐然，主要译师有北天竺国的那连提耶舍、阇那崛多、达摩笈多等人。那连提耶舍原在北齐译经，曾因齐亡佛教被毁而还俗。隋朝建立后，应隋文帝的邀请，那连提耶舍来到长安，住在大兴善寺从事译经工作。
那连提耶舍从开皇二年到五年，也就是582年到585年，译出包括《大庄严法门经》在内的八部二十三卷。在此期间，他的同乡沙门毗尼多流支也来到长安，他译出《大乘方广总持经》《象头精舍经》。
阇那崛多原在北周译经，周武帝时回国。开皇四年，即584年，受到隋文帝的邀请来到长安大兴善寺，从事传译工作。从585年到604年，译出《佛本行集经》《大方等大集护经》《大威德陀罗尼经》，并补译《法华经》《金光明经》的缺品等共三十九部、一百九十二卷。
达摩笈多也是受到邀请来到长安，他在大兴善寺和洛阳上林园的翻经馆从事传译工作，他共译出《药师如来本愿经》《起世因本经》《金刚般若经》《菩提资粮论》《摄大乘论释论》等九部四十六卷。
面对众多的译经，隋文帝在开皇十四年，也就是594年，命令大兴善寺沙门法经等二十人，整理所有译出的经典，最后撰成《众经目录》七卷，通称《法经录》。
另外，翻经学士费长房，在开皇十七年，即597年，撰成《历代三宝纪》十五卷，通称《长房录》。其内容初为《帝年》，是记载历朝帝王年代之下的佛教及重要时事。
次为《代录》，列叙各朝代译人所译经典的部数、卷数及其重要事迹；后为大乘、小乘“入藏”经、律、论目录，各以有译、失译分类。
还有，彦琮等翻经沙门及学士奉令撰成《众经目录》五卷，分单本、重译、别生、疑伪、缺本五类，刊定了当时书写佛经总集的标准，这个标准一直影响到后世。
佛教在隋朝时期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与隋文帝和隋炀帝的大力推广有着直接的关系，正是在这两者的大力推动下，这一时期佛教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而重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