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45年，南朝宋太子詹事范晔的外甥谢综等人准备拥戴刘义康为帝，取代宋文帝。范晔也参与谋划活动，事情败露后，于当年年底被杀害，年仅48岁。当时的文人听到这一消息，都深为范晔之死感到可惜。
范晔是顺阳郡顺阳县，即今河南淅川人，南朝宋代著名的史学家。他出身于书香门第，祖上几代在学术上都有一定的造诣，同时，以学取仕，在晋朝都当过大官。他的父亲范泰也是如此，擅长经学研究，写得一手好文章，先后在东晋和刘宋政权担任要职。出身在家学如此醇厚的家庭里，范晔自然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史书上说，他从小喜欢学习，广泛阅读政治、哲学和历史著作，不仅文章写得好，字也写得很漂亮，还精通音乐，真是多才多艺。不过，由于他是妾生的庶子，在家里受到兄长们的排挤，后来过继给堂伯，承袭了一个地位不高的爵号。
范晔初入仕途时，在刘裕的第四个儿子刘义康手下任职，颇受信任，屡屡升迁。可他不拘小节，公元424年，已是彭城王的刘义康生母去世，安葬的头天晚上，他竟在酒醉之后，开窗偷听挽歌取乐，惹得刘义康雷霆大怒，把他贬到宣城做太守。
这以后，范晔闷闷不乐，为排遣烦忧，便在专记东汉历史的各家著作的基础上，增损删补，裁以己意，撰成《后汉书》100卷。宋文帝很欣赏他的才能，委以要职和重任，范晔因此受到同僚们的冷嘲热讽、嫉妒排斥，郁郁不得志。
宋文帝比较欣赏范晔的才能，所以，他跟随始兴王由豫州调至建康随行入京后不久，就升任为统领一部分禁军的左卫将军和职务相当于尚书令的太子詹事。
范晔具有多方面的才能，除学识渊博，善于为文外，还精通音乐，长于书法。但范晔为人傲岸不羁，不肯迎合最高统治者。他的琵琶弹得很好，并能创作新曲。宋文帝很想听听，屡次加以暗示，范晔假装糊涂，始终不肯为皇帝弹奏。
在一次宴会上，宋文帝直接向范晔请求说：“我想唱一首歌，你可以伴奏吗？”话说得这份上，范晔只得奉旨弹奏。待宋元帝一唱完，他立即停止了演奏，竟不肯多弹一曲。
担任朝廷要职的官吏庾炳之、何尚之、徐湛之、沈演之等人都嫉妒他的才能，不愿意范晔得到皇帝的宠信。范晔虽然不巴结皇帝，对同僚却以诚相待。
当时，沈演之为右卫将军，与范晔对掌禁旅，同参机密。每次朝见皇帝时，范晔若先到，必等沈演之到来一起进去。而同僚从来对他不怀好意，想尽办法排挤、打击甚至陷害他。像沈演之入朝向来没有等范晔的习惯。
不久，范晔识破了同僚们的阴贼险恶，写了一篇《和香方》，对他们进行讥讪。根据同僚的特点，他把他们有的比作是“多忌”的麝香、“昏钝”的“枣膏”；有的比作是“虚燥”的“灵藿”“粘湿”的“詹唐”等等，而范晔则以“沈实易和”自喻。《和香方》一出，为同僚所不容。在充满陷阱的官场上，范晔不懂得保护自己，终于引出了杀身大祸。
彭城王刘义康长期执政，威权日重，受到宋文帝的猜忌。随着时间的推移，兄弟之间的矛盾越演越烈。公元440年，即元嘉十七年，宋文帝以“合党连群，阴谋潜计”的罪名诛杀、流徙刘义康的亲信刘湛、刘斌等十余人，并解除了刘义康的宰辅职务，将他贬至豫章任江州刺史。刘义康到豫章后，不甘心失败，遂加紧活动准备夺权。
公元444年，即元嘉二十一年，刘义康的几位心腹筹划政变。由于范晔掌握禁军，有盛名，又多年在刘义康的部下为官，所以在网罗党羽时候，成了他们注意的对象。他们通过各种方法拉拢范晔，刘义康也因宣城之贬向他频致歉意。
最初，范晔不同意参与，对方用朝廷拒绝联姻一事相激。考虑到自己的处境，范晔终于参加进来。他们商定次年九月起事，刘义康的党羽孔熙先兄弟俩事先写好檄文，并要范晔以刘义康的名义起草政变宣言。由于种种原因，政变未能如期举行。
这年十一月，刘义康的一个党徒徐湛之向宋文帝告密，并声称范晔是政变的主谋。于是，范晔被捕，于公元466年，即元嘉二十二年十二月惨遭杀害，时年四十八岁。
范晔写《后汉书》时，原计划写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另有序列。由于中年遇害，未能完成这一计划。实际上他只完成了十纪、八十列传，序列没有写完，十志委托给当时另一位史学家谢俨执笔，即将完稿时，谢俨与范晔一同被杀，这部分书稿从此不知去向。
后来，南朝梁代刘昭为《后汉书》作注时，根据范晔生前曾盛赞晋代司马彪所写的关于东汉一代的“八志”这一线索，撷取司马彪《续汉书》中的“八志”，移入《后汉书》，弥补它无“志”的缺憾。所以，我们今天见到有纪、有传还有志的《后汉书》，实际上并非出自范晔一人之手，只不过主体部分是由他完成的。
范晔前后，关于东汉历史的著作多达几十种，可是，他的《后汉书》问世以后，其他著作就逐渐销声匿迹，湮没无闻了。这说明，他的《后汉书》具有与众不同之处，这也正是后人所关注、探讨和称颂的地方。
确实，无论从体裁的编撰技巧，还是从内容的思想性来说，范晔的《后汉书》都堪称是一部史学名著，在中国史学史乃至文化史上都具有极高的价值和地位。
在编纂体例上，最值得一提的是，《后汉书》突出了妇女的地位。在中国古代社会里，饱尝“夫为妻纲”“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之苦的广大妇女，其地位一向是卑微低下的。
与这种社会现实相适应，长期以来封建史学家们在撰写史书时，没有为妇女立传，她们在历史中也没有占有应得的一席之地，致使许多优秀、杰出的女性湮没无闻。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南朝宋代，范晔写出《后汉书》以后，才得到彻底改变。
《后汉书》特立《列女传》，不光颂扬恪守封建道德的所谓贞节女性，对那些才华出众的女性更是推崇备致。所以，他把博学多识、通晓音乐的女才子蔡文姬收入传中，却将她那位“贤而知义”的姊妹拒之传外。
在广大妇女被严重桎梏于“三从四德”的封建社会里，敢于率先在史书中，公开为妇女立传，肯定她们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
其次，范晔针对东汉一代的社会特点，记述人物时以类相从，特辟文苑、党锢、宦者、独行、逸民以及列女等类传，分别叙述当时有影响的文学家、重节义的士大夫、专权的宦官、孤傲的名士、沽名钓誉之徒，这样，既可节省篇幅，行文简洁，又足以反映当时的社会风貌，便于后人了解和研究。
再次，范晔写《后汉书》时，距东汉已有200余年，没有什么直接的利害关系需要考虑，这使他能够据事直书，无需隐讳什么。评价人物时，持论公平，褒贬得当。
此外，《后汉书》用辞简练，文笔优美，议论恣肆，可谓文采灿然一新，这也为该书增色不少，使它具有较强的可读性，特别是人物传记部分，读来生动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