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建新朝，面对的是西汉留下的烂摊子。西汉后期，民穷国虚，土地兼并和奴婢、流民的数量恶性膨胀，成为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趋尖锐，各地起义不断。
从西汉到王莽的新朝，采用的是和平更替，没有经过战争的洗牌。可是，改变一个腐朽的体制比起在战争瓦砾中建立新王朝更艰难百倍。
王莽称帝后，采取了一系列惠民措施，史称“王莽改制”，意图通过改制来缓和社会矛盾，从而树立自己的威信，巩固自己的统治。王莽改制，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祭祀、法律、音乐、漏刻、建筑、历法、度量衡、车辆制作等方方面面。
王莽曾经使社会各阶层、各类身份的人都获得过实际利益，因而赢得了广泛的支持。但在社会财富没有增加的情况下，这样的改制政策完全没有物质基础，只能加速国库的枯竭和财政崩溃。
这些利益还诱发了得益者对王莽、对王莽改制存在过高的期望，一旦事与愿违，这些支持者马上会变为反对者。知识分子如此，其他阶级、阶层也会如此。
王莽想在不触犯贵族、豪强、官僚利益的前提下，让百姓、贫民，甚至奴婢的生活也得到改善，完全是痴心妄想。
王莽新政的失败，是西汉没有前车之鉴、发展失败的延续。在当时，它需要官僚体系治理国家，但是无法制止官僚作为利益集团，疯狂掠夺国家的财富；国家放开土地，鼓励竞争，就会引发土地兼并，造成社会两极分化；如果将土地收为国有，平均社会财富，又会违背人类竞争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天性。这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中华帝国的悖论。
王莽改制的失败，固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他性情狂躁、轻于改作，一味慕古、不切实际，刚愎自用、所用非人，这些性格特征使他在改制中既不能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政策，又不能建立一个高效率、有威信的推行新政的领导班子，因此改革也注定要失败。
王莽一向认为，“承天当古，制礼以治民”，是以做了大司马成为宰辅后，“议论决断，靡不据经”。新朝建立后，他言必称三代，事必据《周礼》，把一切政令、设施都弄得古色古香，一部《周礼》几乎是王莽新政的蓝本。王莽是一位儒家理想主义者，所以他对历史上的大儒们所描绘的理想境界羡慕不已。
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王莽下诏实行“王田制”。王田制的名称取自于《诗经》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核心是变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为封建土地国有制，王莽企图以此遏止当时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
然而，在封建土地私有制已经出现六七百年的西汉末年，要废除土地私有，实行土地国有，实在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他的一位叫区博的大臣就直接面谏他说：“井田虽圣王法，其废久矣。……虽尧舜复起，而无百年之渐，弗能行也。天下初定，万民新附，诚未可实行。”因此不几年，就因为遭到豪强大地主们的反对而废止了。
王莽还根据《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制定出一套分封的办法：“州从《禹贡》为九，爵从周氏有五。诸侯之员千有八百，附城之数亦如之，以俟有功。诸公一国，有众万户，土方百里。侯伯一国，众户五千，土方七十里。子男一测，众户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里。”
在体现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已确立二百多年后的时候，王莽全面恢复分封制，用世袭的办法代替选任制，其实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无论如何都是行不通的。
王莽代汉后，为了抑制富商大贾的过分盘剥，又颁布了“五均六筦”法，这也是根据《周礼》等旧典损益而成的。五均六筦法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又触犯了富人与穷人的利益，这就使得改制没有了社会基础，失败成了必然的结局。
王莽认为“周公践天子位，六年朝诸侯，制礼作乐，而天下大服”，因而他认为“制度定则天下自平，故锐思于地理、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纠合一帮公卿大夫、文人学士，根据《周礼》所载的奴隶制国家的典则，损益出一套新朝的礼乐制度。然而王莽对《周礼》的看法非常简单，以为只要新朝形式上具备了三代的条文命令，就可实现三代的兴盛局面，这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王莽事事遵从儒家礼教，而且拘泥于形式上的完善，因此对于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不仅未能有效遏止，反而促其进一步发展。
“以复古为解放”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特点，但像王莽这样一味迷古信古、竭尽全力复古者少之又少，他的一言一行都要从历史典籍中找到根据，这就是泥古不化、发思古之幽情，而不是改革家所应有的态度。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王莽正是复古主义的牺牲品。
盲目复古之外，王莽“性躁扰，不能无为”，好逞威风，博求虚名，轻于改作，但又对改制中遇到的困难估计不足，致使许多措施半途而废，或者仅限于法令条文的颁布。
在这方面，币制改革与地名变更尤为突出。从居摄二年到地皇元年十余年间，王莽先后四次下诏改币，五次重申改革货币的法令，平均不到三年就改币一次。
王莽改币的主要目的是用货币贬值的方法，聚敛财富，结果是币制改革一次，王莽就实现一次对人民财富的大掠夺，社会经济就会出现一次大混乱，以至于“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于道”。如此频繁、混乱、荒唐的币制改革，在中国币制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种改革除了增加记忆的麻烦以及带来社会的不稳定之外，则无任何益处，这也是王莽失败的重要因素。
在位期间，王莽还屡次挑起对东北、西北、西南诸少数民族的战争，扰攘天下，破坏边境和好局面，改革在这种环境中进行，其结果可想而知。王莽在位期间经常颁布一些改革措施，但往往只注重形式，具体执行则不甚了了，更多的精力用在讨论修改条令的文辞优美与否、是否符合经典规范上。不断修改条令实际上是不停地扰动民众，给社会带来不稳定。
王莽代汉前，其声名已十分显赫，连皇帝、太后都对他恩宠有加，百姓、士大夫上书称赞王莽的更是络绎不绝。这样的声望使王莽在改制中过于自信，过于迷信儒家经典条文，以至于达到固执己见、刚愎自用、拒谏饰非的地步。
王莽经常自以为他的法令条文都是完美无缺的，因此对忠言直谏者，常不能正确处理。大司马严尤上书，陈述对匈奴作战的困难及不利条件，建议停止对匈奴的战争，集中力量镇压农民起义，结果被王莽贬去大司马之职。当有使者如实报告农民起义的缘由是法令苛酷、剥削沉重时，王莽根本不信，认为是造谣，立即罢免了使者的官职。
王莽后期所用之人大多是拍马奉承、刻薄寡恩的小人。进入关中的流民有几十万人，王莽专门设置机构进行救济，而办事的官吏乘机将赈济的粮米据为己有，致使大多数人都被饿死。王莽听说城中饥馑，问负责此事的王业。王业买来粱饭、肉羹，让王莽看，王莽居然就信了他的话。王莽派到各郡督察铸钱的官吏，大都是富商大贾出身，想方设法剥削百姓。满朝这种阿谀奉承、颠倒黑白的官吏，新莽政权的倒台是必然的。
当然，王莽时期出现危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天灾。公元初前后这一段时间，是我国历史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阶段之一。王莽所建新朝灾难尤多，水灾、旱灾、蝗灾、霜冻、雹灾、雪灾、地震轮番袭来，饥荒连连，这期间，可以说中国老百姓没过上一年好日子。
始建国三年，黄河在魏郡境内决口，洪水把清河郡以东几个郡都淹了。起初王莽担心洪水淹了元城县境内他家的祖坟，决定堵决口，后来看到洪水东流而去，没给祖坟所在的元城县境内带来威胁，便放弃筑堤治理，任由洪水泛滥。
水灾在王莽当政时，尚不算最大灾难，最可怕的是蝗灾。王莽新朝时期，有三年发生了严重的蝗灾：即黄河决口的始建三年、地皇二年、地皇三年。地皇二年先发生秋蝗，次年接着发生夏蝗，蔽日蝗虫西行，连长安的皇宫内都爬满了，可想当年蝗灾的严重和可怕程度。
如此大的灾害，即使是在国家储备充足、社会秩序稳定的条件下也会造成巨大损失，何况发生在西汉末年这样一个剧烈变革的动荡时代，出现在国库早已耗费殆尽之时。
好多关外灾民来京畿所在的关内地区逃荒，谁知，关内也在大闹饥荒，造成流民饿死者十之七八，为了活命，甚至出现“人相食”的人间惨剧。除了天灾，人祸也加重了灾情，当时王莽下令赈济灾民，但粮食都让大小官吏贪污了，这些贪官还欺上瞒下，从街头买来精米饭和肉汁，拿进宫中给王莽看，说老百姓吃的都是这些食物。天灾人祸，逼得农民走投无路，纷纷起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