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一生不会风平浪静，总会有坑坑洼洼。遇到紧急又难以处理的事情，怎样对待？曾国藩开出一个“缓”字诀。缓即从容之谓。
1853年11月，安徽、湖北两路告急，清廷屡次诏令曾国藩出兵援助，他正因为“长江千里，战船实为急务”，大练其水师，拒不应命。清廷再催，他便再推，一直推到1853年12月，曾国藩奏陈鄂、湘、皖、赣四省合防之道，兼筹以堵为剿之策，咸丰皇帝发了火，发下一纸朱批，狠狠地骂了曾国藩一顿：
……朕知汝尚能激发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济燃眉。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
平时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天下？……言既出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
这是曾国藩一生一世，凛于“天威可畏”，遇事“恭慎谦抑”，戒慎戒惧，唯恐“身败名裂”的由来。
但是，曾国藩在遇到为难之事，还总是以“缓”字为应付的秘诀。
1864年，正当曾国藩分期分批裁撤湘军之际，僧格林沁及其马队却被捻军在湖北牵着鼻子走，并且接连损兵折将。清政府遂命曾国藩率军增援湖北。
此次对于清政府的调遣，曾国藩态度十分消极。
其一，攻陷天京以后，清政府咄咄逼人，大有卸磨杀驴之势，曾国藩不得不避其锋芒，自翦羽翼，以释清廷之忌，为此曾国藩也满腹愁怨；
其二，僧格林沁骄横刚愎、不谙韬略，向来轻视湘军，如果曾国藩统兵前往作战，势必会形成湘军送死有分、论功行赏无缘的情形。
此时，曾国藩正处在十分无奈的两难之中，不听从调遣，是不忠；听从调遣，是不利。万难之中，还是只有用“缓”字应之。因此，他上奏推辞到：
臣自咸丰四年躬亲矢石，屡次败挫，厥后十载，久未亲临前敌。即元年秋间大疫，群贼纷乘，曾国荃被围四十六日，鲍超绝粮三日，臣俱未亲行援救。
本年奉谕旨，饬臣督攻金陵，臣亦未亲往围攻，非漠视也，自揣临阵指挥，非其所长，不得不自藏其短，俾诸将得展其才，此次臣若自赴楚界，未必有益，而僧格林沁、官文同驻蕲、黄，四百里之内，以钦差三人萃于一隅，恐启贼匪轻视将帅之心。
曾国藩以自己临阵指挥并非其所长为借口，拒绝北援。同时又不愠不火，以钦差三人不易聚在一起，借以讽刺不懂兵法，不谙谋略的僧格林沁和官文，四百里内大军云集，却奈何不得一支捻军。
曾国藩十分清楚，僧格林沁大军在黄淮大地上穷追不舍，失败是注定的，结果只是早晚的事，他断言道：“此于兵法，必蹶上将军。”因此，曾国藩按兵不动，静坐江宁，观其成败。
当高楼寨一战，僧格林沁全军覆灭，捻军声势浩大，他们纵横山东、河南，威逼津京。
清廷不得不急忙再次请出曾国藩，命他办直隶、河南、山东三省军务，所用三省八旗、绿营地方文武员弁均归其节制。两江总督由江苏巡抚李鸿章署理，为曾国藩指挥的湘军、淮军筹办粮饷。
此一结果，是曾国藩预料之中的事，当接到再次让他披挂出征，以解清廷于倒悬之急的命令时，他却十分惆怅。在这瞬息万变的政治生涯中，他很难预料此行的吉凶祸福。因此，还须以“缓”字应之。
在攻陷天京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曾国藩在经历了这诸多政治变故后，日益变得心灰意冷。在曾国荃的复出问题上，颇能反应出他此时的心境。曾国藩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说：
沅弟出处大计，余前屡次言及，谓腊月乃有准信。近来熟思审处，劝弟出山不过十分之三四，劝弟潜藏竟居十分之六七。
当曾国藩接到“赴山东剿捻”的旨令时，他切实感到“诧叹忧愤”，而且在以后的几天里，他都接到了急如星火地催令，命其统兵北上，然后绕至北面向南逼剿。
曾国藩在这一份份催令中，已清楚看出此时清廷的着眼点是在于解救燃眉之急，确保京津安全。可这只是清廷的一厢情愿，而此时曾国藩所面临的出征前的困难是很大的。
湘军经过裁减以后，曾国藩的北上剿捻就不得不仰仗淮军。但曾国藩心里也清楚，淮军出自李鸿章的门下，要它与湘军一样，作到指挥上随心所欲，是很难的。另外，在匆匆之间难以将大队人马集结起来，而军饷供应也不能迅速筹集到。
为此，曾国藩针对一个时期里捻军的活动规律，僧格林沁覆灭的经验，以及自己所面临的困难，只好再以一“缓”字应之，特向清廷上奏，陈述万难迅速出征的原因。
曾国藩在提出不能迅速出兵的三个主要原因后，鉴于僧格林沁“贼流与之俱流”的经验教训，曾国藩认为必须以逸待劳，“此贼已成流寇，飘忽靡常，宜各练有定之兵，乃足以制无定之贼。”
曾国藩做事向来是未雨绸缪，对于清廷只顾解燃眉之急的作法，实在难以从命。连僧格林沁这位朝廷的宠臣，战马优良，枪炮齐备，粮饷充足，与捻军周旋了四年多的时间，尚且落得个全军覆没，连僧格林沁本人也落得葬身沙场的结果。而自己兵力单薄，孤军深人黄淮平原，难以调度各方。
况且，一个时期里，朝廷处处防范，若继续带兵出征，不知还将惹出多少麻烦。因此，曾国藩推辞道：
仰恳天恩，另简知兵大员督办北路军务，稍宽臣之责任。臣愿以闲散人员在营效力，不敢置身事外，忘尽瘁之大义。亦不敢久绾兵符，自知将致偾事而不预为一区。
曾国藩以“不敢久绾兵符”来向朝廷声明，自己并没有贪恋军权的企图。又说“不敢置身事外”，是说自己责无旁贷。话说得很好听，可就是不出山。
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曾国藩道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他谈到：
若贼不渡黄，剿办尚不甚难，一渡黄则手忙脚乱，万目悬望，万口讥议，余实应接不暇，难乎其免于大戾矣。
尽管曾国藩向清廷一一陈述了不能迅速启程的原因，但又无法视捻军步步北进而不顾。
正在曾国藩左右为难推拖延缓之时，李鸿章派潘鼎新率鼎军十营包括开花炮一营，从海上开赴天津，然后转道赴景州、德州，堵住捻军北上之路，以护卫京师。这给曾国藩的准备和出征创造了条件。
从1865年5月末朝廷让曾国藩出征，约经过了二十几天的拖延后，曾国藩才于6月18日登舟启行，北上“剿捻”。
“缓”字的处世秘诀解救了曾国藩，给了他以应付事态的时机，而更关键的是在曾国藩会“缓”，缓的自然，缓的似乎情有可原。
